中国台湾诗人痖弦和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文字固然重要,但在痖弦看来,“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人”。他认为,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诗,有时候去读诗不如去看人,人的高度就是诗的高度。其实,写了十几年诗的人都会编一两个小句子玩一玩,但是不代表这能显示出你的精神人格,而精神人格的表达是最重要的。看诗要看诗和人的统一性,“人如诗,诗如人,人与诗是统一的,这样才好”。一个大诗人,他的气质风格会笼罩其所有的篇章。也许读了他的一两首诗没有什么感觉,但合在一起,会感受到其完整、独立的精神世界。

“诗是很不容易戒掉的瘾,诗是一种癖性,一种毛病,喜欢上诗,就不容易抛掉它。”

阅读诗作,而非人生故事,向来是对已故诗人的最好纪念。然而,之于诗人周梦蝶,我恐怕要改变一下多年来的这项坚持了。正如周梦蝶辞世之际,台湾知名文化人龙应台就说:“他现在的走,我想也是周梦蝶一辈子作品中,最后的一行诗,用他自己的生命完成。”是的,就周梦蝶来说,诗与人生实在太过密切、难以割裂,他的诗都因其跌宕起伏、传奇般的人生而达成,而他在芸芸众生中那样卓然不同,活成了一个传奇,也宛如一首诗。 以诗,与命运拔河 有人说,每一个年轻的心灵都属于诗,不论他们是否读诗,但都会在纸上涂涂画画,写下青春的、躁动的诗行。可惜,若照此说法,我们却找不到周梦蝶在青春时期与新诗结缘的依据。17岁前,周梦蝶一直生活在河南农村,进的是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与新文学几近隔绝。之后是抗战,是在师范学校读书,在乡村小学教书。1948年,周梦蝶28岁,他跑到武汉报名从军,在隆隆炮声中读的仍是《红楼梦》。大概直到去了台湾,他才开始频繁地接触到新诗,并由此开始了诗歌创作。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周梦蝶是中国新诗殿堂里的后来者。然而,周梦蝶之所以能在年届三十之际开始写诗,但后来达到相当的高度与深度,这就不能不说到他的人生遭际了。周梦蝶儿时丧父、青年丧家、晚年丧子,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的诸般不幸他这一生都遭遇到了,这些遭际不仅塑造了他的身体和性格,决定着他的人生抉择,当然也改写了他的人生。“家国不幸诗人幸”,遇到了诗,这是周梦蝶不幸中之深幸。诗与周梦蝶的生命很是契合的,他说:“写诗是由博而敛,我喜欢;写散文是由简而博,需要铺张,我的性格不惯如此。”遇到诗,他就有了与命运拔河的利器,悲苦的心灵就有了安放之所。 1959年,周梦蝶的首部诗集《孤独国》出版,书的扉页上,引用的是奈都夫人的话:“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悲哀,无疑是他早期写作的关键词。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忧伤、悲苦、孤独,都是不期然的主题,譬如《十月》。《十月》一诗的后半部分是这样写的:“风尘和抑郁折磨我的眉发/我猛叩着额角。想着/这是十月。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过了/甚至夜夜来吊唁的蝶梦也冷了//是的,至少你还有虚无留存/你说。至少你已懂得什么是什么了/是的,没有一种笑是铁打的/甚至眼泪也不是……”十月,正值深秋时节,满目凋零,感伤和忧郁是再自然不过的心理反应,但毕竟,“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过了”。在诗的最后一部分,“我”终于领悟到“至少你已懂得什么是什么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呢?没有恒久不变的快乐,也没有永远的眼泪与伤怀。 法国评论家斯达尔夫人说,“忧郁的诗歌是最能与哲学和谐一致的诗歌。忧伤比任何其他精神状态更能深入人的性格和命运中去。”凝视,不仅是批评家常用的方法,其实也是诗人的创作手段,在《十月》一诗中,诗人通过对人生苦难遭际的凝视,展开了接近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从而洞察了人生的意涵,进而获得了救赎。作为蓝星诗社的领袖,余光中既是周梦蝶进入诗坛的引领者之一,也是周梦蝶的知音,他说周梦蝶是“常怀千岁之忧的大伤心人”,“他写诗像炼石补天,补心中的遗憾”,言之极是。当然,诗人“炼石补天”,补的不光是心中的缺憾,更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创造,创造才是根本的超越之道。 以佛,进入诗的新境 周梦蝶人生中的第一要务是写诗,第二要务才是习禅礼佛。周梦蝶在纪录片《化城再来人》中自称,他42岁那年因一个“错误”而开始礼佛习禅,他本爱吃肉、喝酒、爱看电影,原以为只要皈依佛法就可戒除,皈依后才发现一切“原封不动”。话是这么说,但礼佛仍然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最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对佛教用语或典故信手拈来。从篇名来看,《摆渡船上》、《菩提树下》、《燃灯人》、《托钵者》等篇名无不出自引佛教典籍,而在诗歌中引用佛家典籍作为题材的就更多了;此外,他的诗中还有大量的佛教语汇,比如 “千手千眼”、“无尽”、“袈裟”、“释迦”、“菩提树”、“剎那”、“虚空”等等。 以佛语入诗,是否写出的就是禅诗,事实上绝非这么简单。当然,很多诗歌传达出的意念与佛教思想较为相近,但是也有一些诗并非如此,比如我很喜欢的小诗《刹那》:当我一闪地震栗于我是在爱着什么时,我觉得我的心如垂天的鹏翼在向外猛力地扩张又扩张……永恒──刹那间凝驻于“现在”的一点;地球小如鸽卵,我轻轻地将它拾起纳入胸怀。 在生命的长河里,诗人把笔锋聚焦于转瞬即逝的“刹那”。某一时刻,“我”忽地感到一阵震栗,震栗来自于“我是在爱着什么”,当一个人爱着的时刻是无比神奇的,心灵会急剧扩展:“我觉得我的心/如垂天的鹏翼/在向外猛力地扩张又扩张……”与这种心灵感应同步发生的还有哪些呢?一是时间永驻于“现在”;二是世界变小,甚至连承载人类的地球都变小了,小如一枚鸽卵,小到可以“将它拾起/放入胸怀”——鸽卵与鹏翼形成鲜明的对比,映衬出爱之神奇,刹那之难以忘怀。 “刹那”出自佛教经典《仁王经》:“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而在这首题为“刹那”的诗里,与佛教并无太多关系,诗人也无意于传播教义,因为周梦蝶自知,他首先是一个诗人。 当然,诗人都需要用某种方式进入诗歌,周梦蝶选择的方式就是东方智慧,一是道家,二是佛家,尤其是后者给予周梦蝶的更多。佛家不仅给周梦蝶提供了现成的词汇和典故,也提供了思考和创造的方式,使他的诗臻于一种更高的诗歌境界。 炼意,重于炼句 对于他作为一位诗人的身份,周梦蝶是清醒而自知的,而且是甚为看重的。在《诗与创造》一诗的结尾,他这样写道:“上帝与诗人本一母同胞生/一般的手眼,一般的光环/看,谁更巍峨谁更谦逊/谁乐于坐在谁的右边?”尽管没有做出回答,不过,诗的开头已借尼采之口宣布“上帝已经死了”,所以,答案不言自明。在周梦蝶的心目中,诗人的地位至高无上,堪与上帝平起平坐。 因为至诚,所以周梦蝶下笔格外审慎。据说即使在创造力旺盛的时期,写成一首十行左右的短诗有时都需要五个月。发表于联合报副刊的新诗《好雪,片片不落别处》,酝酿十五年,花两年多时间写成,又修改了两次才发表,前后费时二十年。 那么,在诗歌里周梦蝶追求的是什么呢?《我选择二十一行》一诗中有言:“我选择不妨有佳篇而无佳句”。诗人认为,炼意重于炼句,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一些诗似乎不具备多少“分析价值”,但是,他的许多作品已经广为诵读,1999年诗集《孤独国》膺选为“台湾文学经典”就是明证。 毋庸置疑,周梦蝶已然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重要诗人。新诗始于五四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诗并不深厚的传统在大陆一度断裂,在台湾却一直延续下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新诗在台湾一度呈现出繁花似锦的景象。在这期间,现代诗社的纪弦、郑愁予,蓝星诗社的余光中,创世纪诗社的洛夫、张默、痖弦等人,都以自己的创造力推动了新诗的发展。与他们相比,周梦蝶是后来者,周梦蝶承认,他曾受到余光中及痖弦、纪弦的影响,初始是采各家之长,后来由于给《蓝星》投稿而加入蓝星诗社的行列。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在诗歌道路上坚持走了下来,终获认可,这不仅因为他的传奇人生,也不仅因为活得更久,而还是在于他写出了带有鲜明周氏风格的新诗,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方诗的天地。能够如此,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也可含笑于泉下了。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那个时代非常尊敬文字

也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医中所推崇的那样:

  痖弦上台领奖,并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他说,自己的创作量不大,但在那个“飙诗”的岁月里,他每个月都有新作在刊物上发表。最多的时候,曾经一天完成6首诗。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他的兴趣转向了诗论的研究和对新诗历史的爬梳,因而诗歌创作变得少了。他在《创世纪》上开辟关于新诗史料的专栏,有计划地介绍大陆上世纪30年代的诗人作品,“在海峡两岸极少交往的当时,我扮演了一个盗火者的角色”。后来,他将重心转向编辑工作,“我编辑过四五种纯文学杂志,在《联合报》副刊干了整整20年,我的编辑岁月加起来将近40年”。

深思,共享。

  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代表评委会在现场宣读了痖弦的授奖词。他说,痖弦的诗歌写作时间只有十几年,写就的诗作也不到90首。但为数不多的这些作品,却以其高度的原创性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人生的敏感、对世事的洞察,以及独特的语词、句式的创造,在新诗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诗关切底层小人物的悲苦,但不施以廉价的感伤和怜悯;以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为写作重心,但因融入时间的维度而增强历史厚重感和沧桑感;大陆北方的童年生活是其诗歌想象的重要资源,但不是单薄的怀旧,现代社会悖谬情境和荒漠意识被置放于现实场景之中。

困顿,追逐。

选稿:丛山 来源:中国作家网

他还表示,“从徒然的修辞上的拗句伪装深刻,用闪烁的模棱两可的语意故示神秘,用词汇的偶然安排造成意外效果。只是一种空架的花拳绣腿,一种感性的偷工减料,一种诗意的堕落。”

  痖弦做过多年的编辑,但他并不认同“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看法,他认为“编辑工作是一项伟业”,和文学创作一样,同样意义非凡。他在当编辑时,积极营造创作氛围,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回忆说,当时都是20个人编一个副刊,每一个字都查得准准确确。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某句诗,他们一定要在相关书籍中查证。至于作者队伍的培养,痖弦说:“我们会看很多其他的书籍、报纸,找真正的文章好手,主动和他们联系。有些人我们和他联系之后会再培养,可能培养一年多了还没上过我们的报刊,这种工夫现在没有了。现在经常是一两个人编一个版,甚至一个人编好几个版,能够维持出版已经不错了。而且现在副刊的影响也变小了,一篇文章出来每一家都在讨论、一个作家连续发表四五篇文章就受到强烈关注的情况也很少了。”

第二个层界是大我,表达的是间接的感受,很具现实性,具有群体广博的精神,这个时候诗人差不多人到中年了,像杜甫的诗,即是抒大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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