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研商非常的大程度依旧建设构造在伪史

11月2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的《永恒的精神追求——周宏兴与二十世纪文化巨匠》在安徽省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首发。与同类书不同的是,该书的主人公、编著者都是对文学、文学巨匠充满敬仰之人。他们在为记者讲述这本书出版前后的同时,也告诉我们:

自一九八二年拙作《郭沫若年谱》问世后,曾陆续收到不少老前辈、新朋旧友、海内外郭沫若研究工作者和读者的信,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有的同志还期待我们再接再厉,为郭老写传。我们的老师许杰先生也曾诙谐地说:“这是你们的头生子,今后要多生几个才好哇!”老师的教诲、朋友的厚望使我们懂得了,即使自己才疏学浅,只要扎扎实实地苦干,自己的劳动成果终究会得到读者的承认,并对他们有所裨益的。这个信念鼓起了我们的勇气,所以当几家出版社邀约我们写郭沫若传,或评传,或文学传记时,我们便又跃跃欲试,最后决定选择比较适合我们的一项,即《郭沫若传》,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订了合同。
  为了借鉴别人的经验,我们曾阅读了不少中外名人的传记。大凡名人逝世后,总会有人为之树碑立传的,有的早在生前就有人抢着为他们挥舞生花妙笔了。按理说,“树碑”与“立传”本是两码事,可是在中国,长期以来“立传”却总与“树碑”联系在一起,似乎要写传就非得立足于歌功颂德不可。当然,如果传主有功、有德可颂,作者自然不应该吝惜笔墨,问题在于功、德并不能完全替代传主的全人格。不管什么样的名人,首先他们总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既有功又有过,就不但有德而且也有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些原是无需掩饰的。郭老的一生时间跨度大,从清朝末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如同一条在历史的长河中翻滚腾跃的蛟龙,闪亮的鳞片间免不了夹带些许这样那样的泥沙,这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为郭老立传,就是要写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信的人,如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要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诚然,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员名将,一生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切地把握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感情流动的波痕,以发展的观点统观全过程,同时又不能忽视各个阶段存在的具体问题。郭老在人生征途上起步不凡,初出夔门就满心希望:“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后来的行动的确证实了他的誓言,不过也不可否认其步履维艰,他曾一度灰心、失望、颓唐,也曾一度孤寂、懊丧、徬徨。至于他的风流韵事,其实也不必讳言。他曾以歌德自况,周扬同志也说他是中国的歌德,这倒并非溢美之词,他们两人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
  由于传主思想变迁纷繁复杂,生活道路久远宽广,文章学问博大精深,凭我们有限的才识,显然难于为他绘就细巧逼真的画像。我们只想以粗大的笔触为他全身勾勒一个轮廓,有时又借助一点细腻的描绘以表现他的性格,这里免不了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稍加一些合理的想象。通篇力图用事实说话,尽量少发甚至不发议论。如果这样做能为郭老留下一幅粗糙的剪影,我们也就满足了,然而是否符合传记文学的要求,这只有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了。
  在撰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多蒙前辈、师友如成仿吾、翁植耘、黄定慧、饶鸿竞、应义律、王廷芳、郭和夫、郭平英、李伟江、宋彬玉、方如伟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成仿吾先生,他曾为拙作《郭沫若年谱》题签书名,结果因故未用,他非但毫无意见,竟又慨然允诺为本书题签,之后不到一个月即与世长辞了,因而本书的出版,对他老人家也是一个诚挚的纪念。另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本书责任编辑同志为了推动本书的写作,曾陪同我们去沙湾、乐山、重庆寻访郭老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旧迹,使我们获得了不少感性材料;还有曾健戎、唐明中、郭宗瑨、杨华等同志和日本朋友内山篱、小野寺和子等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一些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原标题:【纪念郭沫若先生逝世40周年】李斌 | 用“伪史料”研究“晚年郭沫若”可以休矣!

郭沫若、茅盾、胡风、冰心、丁玲……一代文学巨匠的离去,让他们的身影离现今的人们渐行渐远。11月2日,一本名叫《永恒的精神追求——周宏兴与二十世纪文化巨匠》图书的出版,顷刻间拉近了大师与我们的距离,书中主人公周宏兴与文化巨匠交往的真实记录,似乎在提醒我们,那些离去的文学巨匠并未走远。

                        龚济民方仁念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夜
                        于华东师范大学一邨171楼

编者按

时代呼唤文学巨匠再现

一直以来,学界对“晚年郭沫若”的研究不仅成果数量较少而且质量不高,更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分研究很大程度还是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之上的。本文作者在对出现于《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郭沫若书信集》等刊物中的郭沫若书信进行了抄作与手迹比较等详细研究后,证明了这些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系陈明远等人伪造。这些伪造的信件对郭沫若的思想和心理进行了带有伪造者政治立场的恶意“改造”,颠覆了郭沫若的正面形象,对郭沫若研究产生了极为恶劣的不良影响。同时,作者态度鲜明地指出,之所以有人在明知史料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相信和宣传虚假的郭沫若形象,这与当时伤痕文学的流行有很大关系。这些伪造的信件既极大程度地迎合了陈明远、丁冬等人热衷于批判新中国的需要,又与当时知识分子心中普遍存在的伤痕记忆产生了共鸣。我们可以承认伤痕文学具有一定价值,但是站在伪造的材料上进行研究,即使用功再多,也无法改变其毫无意义的本质。只有在鉴别史料和获得更多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在自觉拆解“非郭沫若”认识装置后,在秉承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中,对“晚期郭沫若”的研究、乃至对“郭沫若”的整个研究才能获得更多有益进展。

由中央书画频道总编辑、周宏兴三大艺术馆馆长席小平编著的《永恒的精神追求》一书,书写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宏兴与上世纪20余位文学巨匠交往的故事。郭沫若、茅盾、曹靖华、周谷城、冰心、艾青、汪静之、胡风、丁玲、冯至、臧克家、萧军、王朝闻、柳倩、田间、贺敬之……这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有重要笔墨的文学巨匠,在与一位普通大学教师的交往中,展现出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风采。

本文刊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感谢李斌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犹如席小平所言,在我们这个复杂而又充满生机的多元时代,人类的进步和文明,已不仅仅是依靠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世界需要文化,时代呼唤文化大师与巨匠。振兴中华,再现民族的精神,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当代人的神圣使命。

相关历史链接:

周宏兴曾两请郭老题写书名

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

谈及与文学家郭沫若的交往,周宏兴教授至今依然感慨万分。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任教的周宏兴,曾因《马恩列斯文艺语录》《毛泽东文艺语录》《鲁迅文艺语录》的书名题写及陶片考古问题的求教,两次受到郭沫若的接见,并获赠两幅书法作品、三个书名题词和两封信函。

“晚年郭沫若”研究

回忆往事,周宏兴对《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周宏兴说,他获赠的两幅书法墨宝当时没有盖钤印,就此事他曾找郭老女儿郭平英,郭平英建议此书法保持原样好,因为这正可以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

李斌

席小平感慨,郭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一位功勋卓著的文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科学家,他的这种崇高品德和博大的襟怀,以及良师益友般的气度,都让周宏兴老师深深铭记在心,永志难忘。“直到今天,当我为其编著这部文化著作时,每每谈起这些事,周老师依然感慨万分,激动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长期担任多个重要领导职务,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和人民外交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笔耕不辍,在历史、考古、古籍整理、文学创作等方面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学界对于“晚年郭沫若”研究重视不够,成果较少,质量不高。这少量的成果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

尚有百万余字艾青资料未问世

所谓伪史料,即并非真实存在、由后人伪造的材料。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伪史料,比如《列子》一书,本为魏晋时代所作,却被伪托为战国时代的列御寇所作。相对于列御寇研究来说,这就是伪史料。宗白华认为:“鉴别史料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不可将伪史料作真史料。”[1] 这是历史研究者的共识。

在诺贝尔文学奖热的今天,《永恒的精神追求》一书也记录了一件与诺奖有关的事情。1987年年末,周宏兴和邹荻帆、张志民等6位诗人与学者共同发起并联名致信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吁请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的杰出诗人艾青。尽管此事后来因各种因素没有结果,但是毕竟向世界文坛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回忆此事,周宏兴说,总计有54位文化名人回信,第一个回信的人是冰心老人。

关于郭沫若研究中的伪史料,主要包括“著作作伪”、“书信作伪”“书法作伪”三类[2]。郭平英等人对署名郭沫若、陈明远的《新潮》作伪、王戎笙对“书信书法作伪”[3] 都有过详细考辨,但这些考辨尤其是王戎笙的著作并没有受到学界严肃对待。作为本文论述基础的“晚年郭沫若”研究中的伪史料,主要指经过王戎笙等人辨明的,陈明远伪造的50余封“郭沫若”书信。

据席小平介绍,从1981年后的10余年里,周宏兴教授共发表了有关艾青的评论、访谈、年谱、广播稿等90余篇,大多数经过艾青亲自过目、审定,其中经艾青亲笔修改的就有8篇以上,修改总计达980余处。

【一】

作为追随艾青10余年的研究者,77岁的周宏兴教授告诉记者,艾青对不熟悉的人一般不主动过多地讲话,但对熟悉的人、对朋友会敞开心扉。艾青讲话音调低沉浑厚,有时是一字一字吐出。对熟悉的朋友,艾青极善言谈,时常妙语连珠,每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艾青对周宏兴注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很认可。曾叮嘱周宏兴:“研究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既要写优点,也要写缺点。”

陈明远在1956年9月14日致信郭沫若,对郭沫若的一些文学作品提了批评意见,受到郭沫若重视。郭沫若回了一封较长的信件,此后建立通信关系。直到1963年,在长达近6年半的时间里,两人多次通信。

据周宏兴透露,他对艾青有过150余次的访谈。除已发表的文字外,尚有百万字以上的文字材料有待整理,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尽快将这些文字整理出来。

1963年,陈明远给记者周尊攘提供了他所抄录的20余封“郭沫若”信件,后者通过《郭沫若与青年陈明远》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公布18封。这些抄件所署日期最早为1956年,最晚为1963年。陈明远也曾将这些抄件提供给叶以群。叶以群家属见到周尊攘文章后,发现他们所存抄件中有9封为周文所未公布,于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公布。叶以群家属公布的这批抄件所署日期最早为1957年,最晚为1962年,这是第二批。后来,陈明远在《劫后诗存》中公布《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40封》,包括前两批公布的27封,另外多出13封,该书附有3封郭沫若书信手迹照片。本文称这次新公布的13封为第三批抄件。第三批抄件所署日期最早为1953年,最晚为196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时,陈明远在上述40封外另外提供给他29封抄件,这是第四批。这29封抄件所署日期多为1956年前和1963年后。黄淳浩整理为《郭老致陈明远——新发现的郭老书信二十九封》发表在《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2期和1993年3月10日《文汇报·笔会》上,并收入《郭沫若书信集》中。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唯一一部郭沫若书信集,影响很大。

名人亲题《艾青的跋涉》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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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小平认为,如果说周宏兴教授撰写的几十篇有关艾青的重要论文、数篇推心置腹的艾青访谈,是周宏兴教授日后撰写《艾青的跋涉》这座大厦的栋梁和支柱,那么记载艾青生平足迹的4500多张卡片,则是《艾青的跋涉》的墙砖和屋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回忆自己历时8年写就的《艾青的跋涉》出版前的情景,周宏兴教授说,此书得到两位文化前辈的“青睐”。一位是周谷城先生。那是1987年秋召开的一次会议间隙,周宏兴有幸见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哲学、文艺学者周谷城先生。在得知周宏兴教授刚刚完成艾青传记的写作后,周老欣然答应周宏兴提出的为艾青传记题词和题写书名的愿望。

陈明远公布这些抄件尤其是第四批抄件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关注。1992年,署名郭沫若、陈明远合著的《新潮》出版,这本书引起了郭沫若的小女儿郭平英和秘书王戎笙、王廷芳等人的注意,他们由此关注到陈明远公布的抄件,并陆续发表文章提出质疑。不久,郭平英因《新潮》的署名问题将陈明远告上法庭,陈明远败诉。但陈明远等人反驳王戎笙等人关于书信抄件的质疑,并将单方面的反驳文章收入丁东编的《反思郭沫若》一书,由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王戎笙对陈明远、丁东等人的反驳文章进行驳难,驳难文字收入他出版于2005年的《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一书。陈明远和丁东等人的文章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广泛传播,为多数研究者广泛使用,而王戎笙等人的辨伪文章反而不受重视。

另一位为《艾青的跋涉》题写书名的是著名画家吴作人。据周宏兴教授回忆,1988年1月6日,艾青约周宏兴同去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家取回吴老为《艾青的跋涉》题写的书名。当时,周宏兴亲眼目睹了艾青、吴作人两位文化巨匠别具一格的幽默风采。1988年,这部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的艾青传记——《艾青的跋涉》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此事在书中自然是被记录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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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馆与图书相互辉映

《反思郭沫若》书影

客观地说,展示中国20世纪文化巨匠风采的图书很多,但是像《永恒的精神追求》一书这样,注重其与文献馆相互辉映的并不多。11月2日,在安徽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举办的文化活动中,与《永恒的精神追求》首发辉映的还有同期开馆的“周宏兴珍藏文化巨匠文献馆”。在该馆记者看到,《永恒的精神追求》中所记录的周宏兴与20余位文学巨匠的交往的信函、墨宝被无偿地放置在“周宏兴珍藏文化巨匠文献馆”中展示。

王戎笙、郭平英、陈明远等人公布的有手迹(包括秘书抄件)的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共有12封[4],这12封有3封在陈明远处,其余存于郭沫若纪念馆。在这12封之外,陈明远提供的其余50余封均没有手迹作证。通过抄件与手迹比较,可以发现第一、二批抄件中有一部分有手迹依据,余皆没有手迹为证;第三、四批都没有手迹依据。在文献整理中,如果既没有作者手稿或手稿照片、影印件等手迹存在,也不是作者生前公开发表并予以承认的作品,就都不能认为是该作者的作品。何况王戎笙等人在文章中以亲历者的身份落实了陈明远和郭沫若通信交往的时间区域(该时间区域与现存手稿一致,即始于1956年9月14日,止于1963年1月),并通过公布手迹影印件等方式证实了陈明远所示抄件对原件的增删、篡改、肢解处,还敏锐抓住陈明远回忆文章中前后不一、和常理相悖等漏洞。王戎笙等人的文章事实确凿、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在这样强大的质疑下,陈明远仍然拿不出手迹来证明自己。如果真有手迹,按照常理和他的个性来说,他是不会不拿出来为自己辩诬的。陈明远曾辩解说这些手迹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如果真被专案组抄走,文革中郭沫若的处境本就不妙,这些信件足以给郭沫若带上“大右派”的帽子,把他彻底打倒,而陈明远的“罪行”在“伪造”毛主席诗词外,必定还会加上诋毁新中国一条,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除非某一天有手迹证明这些抄件为真,否则,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陈明远提供的没有手迹证实的50余封“郭沫若”信件是伪造的。

和书中记录的顺序相同的是,文献馆里展示的也分四部分。依次为革命前驱,文化先觉;文化巨匠,风范长存;新诗泰斗,艾青文库;民族栋梁,忘年之交。用馆、书互映追忆那些远去的文化巨匠,席小平认为,既可以弥补文化巨匠文献馆展览面积的局限,也可让观众在集文化典籍与文化史料、文学记忆与文学撰写的文献馆中,怀念、憧憬、眷恋那些并没有走远的文化巨匠。

陈明远伪造信件本应引起郭沫若研究者的严肃对待,但“晚年郭沫若”研究中仍大量使用第三、四批抄件。在使用这些抄件的研究者中,有些对此不知情,有些明明知道这些信件可疑却仍然使用。有学者在大量使用这两批抄件时声明说:“尽管他与陈明远的书信存有争议,但这些在文革后逐渐披露的书信,却帮助读者走进了郭沫若完全不同于他在报纸、电视上的‘形象’的另一个复杂的精神世界,人们更感到震惊的,也许是‘另一个’郭沫若的存在”[5]。直到最近,还有学者在著作中大量引用第三、四批抄件后说:“对于这些信的真实性,郭沫若的秘书和女儿曾著文质疑,我倾向于相信这是郭沫若的心里话。”[6] 既然已经知道这些抄件可能是假的,这些研究者为什么还要用它“帮助读者”走进“‘另一个’郭沫若”?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原则。假如这些研究者不信任王戎笙等人的辨伪,按照正常研究程序,第一步工作就是证明王戎笙等人辨错了,陈明远提供的抄件是真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立论。如果不经过这样的论证,只是在“我倾向于相信”这样的声明之后,就大量将伪信作信史引用,那么这些研究者所论及的“郭沫若”就跟真实的郭沫若没什么关系了。

选稿:丛山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报 作者:章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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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书信集》书影

但这些研究者为什么罔顾事实,而“倾向于相信这是郭沫若的心里话”?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倾向”?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陈寅恪认为:“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7] 也就是说,《列子》虽然相对于列御寇为伪史料,但因其作于魏晋时代,却可以据此研究魏晋时代的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在王戎笙等人辨伪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陈明远伪造信件的动机和其依托的时代思潮。

陈明远伪造信件的动机,首先当然是出自他的功名心,所以他将郭沫若信中批评呵责他的语句多数删除,而增加很多奖掖赞赏他的语言。但第三、四批抄件之所以获得一些学者的认同和曲为辩解,还跟其内容切合了伤痕史学的需要有关。而伤痕史学者又在这批伪信的基础上塑造出他们笔下的“晚年郭沫若”形象,并对郭沫若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

自文革结束后,伤痕记忆者对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种共识充斥在他们的回忆录和伤痕文学、伤痕史学中。本文所关注的陈明远即在发表于1986年的一篇回忆中说:“对于这个一切被颠倒了的恶浊世界我已无可留恋。批斗、毒打、游街、示众、‘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我多年来从事的科研成果被没收,呕心沥血的诗歌作品被付之一炬;一些知心朋友们,自杀的自杀、监禁的监禁,被逼死、被逼疯、被毒性拷打致残……庄严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大字报、‘红海洋’、铺天盖地,鬼画符一样令人恶心;‘语录歌’、‘样板戏’整天在耳边嚎叫……我的耳目五官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只希望这场噩梦早一点儿结束。”[8] 陈明远的朋友们在吹嘘陈明远的文章中说:“有毛一代,就是一个无美的时代,‘美学’始终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批判的对象。所以,经过‘思想改造’的所谓文艺工作者基本上没有审美情怀和审美自觉,自然,从他们的作品中想看到美。也就难了。”[9]

面对如此不堪的历史,伤痕记忆者总是在回忆录中将自己打扮成“慷慨赴义”的英雄。陈明远就回忆说:“我下定决心要在这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昏暗时代,树立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形象,步先烈们的后尘,从容就义,以死来表示对法西斯暴行的最强硬的抗议!”[10] 他们由此产生出一种新的英雄/奸佞的二元对立思维。和他们有着相似境遇的新中国历史上的受难者和边缘人物跃身一变而为文化英雄,而对那个时代大唱赞歌的郭沫若自然就属于非我族类的奸佞了。如陈明远的朋友丁东就如实说道:“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运动中度过的。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而外,郭沫若一直充当革命动力。一方面,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歌功颂德,那些白纸黑字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过头的话甚至成为笑柄。”[11] “郭老在‘科学的春天’开始不久就去世了,当时官方评价极高,有与鲁迅并肩的美誉。但我和周围的朋友私下议论时,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郭老的感受与官方的评价有较大的差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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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书信书法辩伪》书影

但问题在于,郭沫若在《女神》时代的超人才华,在历史考古研究中的杰出成就,在北伐和抗战中正义凛然的表现,这都是伤痕记忆者难以否定的。为何同一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而在共和国历史上却“成为笑柄”?伤痕记忆者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他们想到的合理解释是:天纵聪明的郭沫若在新中国只是“逢场作戏”,他内心对新中国和自己的表现不以为然。但这需要证据。丁东就说:“我无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我只是想找到一个通向他内心世界的窗口。”[13] 郭沫若发表的大量诗歌和文章都十分坦率地表露了他对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诚赞美,这难道还不能反映郭沫若的内心世界么?可见丁东所谓的能够“通向”郭沫若“内心世界的窗口”,显然是有特定指向的、跟郭沫若公开发表的诗文完全不同质的文字。

而陈明远也面临着他自己的特殊困难,他在已经公布的抄件、发表的回忆文章和出版的诗集中屡次表明,郭沫若是他的诗歌教师,“《新潮》是在郭老师指导下进行的”[14]。但陈明远和他的朋友们又公开否定新中国,否定郭沫若为新中国所唱的赞歌。那样一位擅长于写作不光彩赞歌的郭沫若,却指导出陈明远创作出追求“真美”、“开一代诗风”[15]这一部分研商非常的大程度依旧建设构造在伪史料根底之上的,周扬同志也说他是友好邻邦的歌德。 的好诗来,这难道不是明显的矛盾么?陈明远毕竟聪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解决办法:在郭沫若公开发表的诗作和他私下对诗歌的品评中划一条界限,“郭老后期的诗学观点和他的诗作实践,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16] “郭老后期在内心深处的诗学观点、理想与追求,跟他对外应酬的某些‘大白话诗’及表面文章,两者之间一直存在很显著的矛盾。对于这样充满矛盾的混合体的一分为二,乃可发掘出郭老的真面目。”[17] 而“内心深处的诗学观点”只靠陈明远的回忆还不具备说服力,必须由“郭沫若”现身说法。

一方面是陈明远的朋友们对“通向”郭沫若“内心世界的窗口”的寻觅和召唤,另一方面是陈明远自圆其说的需要,80年代后期,托名“郭沫若”的第三、四批抄件被陈明远伪造出来了。在这两批抄件中,“郭沫若”引人瞩目地对新中国历史进行了猛烈抨击,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诗创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www.8364.com,“郭沫若”猛烈批评他的时代。“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18] “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空话、套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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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书影

“郭沫若”十分丧气地承认《新华颂》与《百花齐放》以及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新诗都不是“新诗”。“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20] “确实如你所指摘的:《新华颂》里没有多少‘新意’。我自己还要加上一句:甚至没有一首可以称得上是‘新诗’!所有的只是老掉了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调,再有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近二十多年来我所发表的许多所谓的‘诗’,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文艺作品!这都是我的真心话。”“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一○一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象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很少了!……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21]

“郭沫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倍感疲倦,对环境十分厌恶。“自从建国以来担负了国家行政工作,事务繁忙;文艺女神离开我愈来愈远了。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远了她。有时候内心深处感到难言的隐衷。”“现在我国的新诗那里称得上有什么‘坛’来?别看一些自诩为‘新诗人’者架子十足,也不过是写走江湖的天桥把式而已。”“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上次谈话时,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净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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