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十年来第一本杂文集的难得,那么我就

→余华作品集、

时隔很久我再一次开始了我的阅读,先说说原因,在《许三观卖血记》之后我进入紧张的备考,其次是难得的放松,我把我的阅读告一段落了,前些天,我去书店为我的学生挑选教辅材料的时候习惯性的走近了现代小说,我顺着一本本熟悉的书名看到了余华创作十年来第一本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文/兰舟酱

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最近的琐事让我有点心烦意乱,所以我合上了备课笔记把这本刚买的杂文集翻了出来,我知道我必须回到余华的世界里为自己找一些平静。我曾最开始是爱余华那血淋淋的文字,后来就单纯的爱他的文字,也曾为他写下过万字的读感,受过师长的轻微好评,其实太多文学大家写下《余华评传》了,我那些感悟根本是班门弄斧,但我不过是觉得对文人的爱戴必然要用文字表达。

余华这本书,要从后记谈起。读懂最后一个小故事,就能读懂整本书意义所在——一九七八年,余华成为一名小镇牙医,同时也负责给小镇的工人、孩子们打防疫针。因为条件落后,针头因反复使用而有倒钩,会在人的胳膊上勾出肉粒。余华一开始并没在意工人们的疼痛,心想工人每年都要接受有倒勾的防疫针,应该习惯了。可当他第二天到幼儿园给孩子打针时,由于孩子皮肉娇嫩,针头勾出的肉粒更大,出血更多,所有孩子都放声大哭,这样的情景使得余华感到震惊,手足无措。此后,他将所有针头上的倒勾磨平、磨尖,由于针头金属疲劳,倒勾经常出现,“磨平针头上的倒勾成为了我经常性的工作。”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得都写了,不该写得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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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之所以这十年来第一本杂文集的难得,是因为余华在这里第一次以自己的身份跟我们聊天,我只看完了第一章节就决定放下它,因为我有太多想要记录的了。余华解释了曾经那个血腥暴力的余华哪去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用余华的语言就更加有趣了。说起他的文字,我觉得血腥暴力是不足以形容的,那“先后爬上寡妇床的父子”“看着母亲被野狗啃掉的儿子”“被抽干血的小学生”……简直是肮脏成最纯洁的本质,荒唐成最严肃的事实。

www.8364.com,余华自己对这件事的感想是——“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我回首此事,心里就会十分内疚。孩子们哭成一片的疼痛,才让我意识到工人的疼痛。为什么我不能在孩子们的哭声之前感受到工人们的疼痛呢?如果我在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之前,先将有倒勾的针头扎进自己的胳膊,再勾出自己带血的肉粒,那么我就会在孩子们疼痛的哭声之前,在工人们疼痛的呻吟之前,就感受到了什么是疼痛。”我们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不一样,每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当我们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别人有可能感受的疼痛时,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同情不同环境里的命运。本书的最后一句是:“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我的理解是,苦难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NilsC.Ahl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大概在《活着》之后余华笔下死掉的人就逐渐变少了,那份血腥与暴力也少了,正如我想的一样,那时的余华是疯狂的,他说这是精神的边缘,只有那样子的人才能写出《兄弟》《活着》这样的作品。不过我没曾关心过这些作品的源头,好像我欣然接受余华生来就是个疯狂的人,不是这样的,余华解释了这件事情,他描述了他的童年,这是他第一次正面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同样也是血淋淋的故事:

 

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他的童年开始文革,他在沙滩上亲眼看到很多被子弹打成筛子的犯人,他父亲是手术医生,经常满身是血的训斥他滚出手术室。

余华的十个词: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也许因为这不是小说所以格外的震撼我,我才明白造就现在这样一个余华的到底是什么。

人民、领袖、革命、阅读、写作、鲁迅、草根、差距、忽悠、山寨

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余华在一个被人用子弹打成筛子的梦惊醒后,勾起了童年的回忆,他意识到他的写作应该转型了,其实相比之下转型与不转型都不重要,余华的经历就是加在了他的文字里,就算是少了血腥暴力,那文字背后的抨击与空洞也是少不了的,因为那是余华,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见解。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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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些词可以笼统的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包含“人民”、“领袖”、“革命”的政治词汇;第二类是与文化有关的“阅读”、“写作”、“鲁迅”;第三类是直击近几年中国现实的“草根”、“差距”、“忽悠”和“山寨”。这些词汇背后的事件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勾勒出解放后到现在六十年里的新中国。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中也说到:“要了解今天的中国,我们常常必须回顾过去。但是你如果真的回顾过去,比如说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到现在的60年里面,你会发觉我们面对的是一团很复杂很烦琐的一堆东西。而且这60年实在太大太大,你怎么去掌握它,怎么样在这乱成一团的麻线里面为它理出一个头绪呢。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样去用一些词语为标准,或者为一个线索去能够找到理解今天的中国或者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入门的口径,一个方法。”余华就是选择了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词汇来理清60年间复杂的历史故事线索,在回顾中国历史苦难探究中国现实问题的同时回顾着自己的人生。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其实我一直觉得余华早起的作品和鲁迅很像,只是在那诙谐幽默中余华多了些疯狂。不过在创作早期,余华说过:“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那时杂志编辑说他的风格像鲁迅,余华甚至觉得这是在侮辱他。原因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在他们内个时代,课本上写文章的只有鲁迅,作诗的只有毛泽东。所以在这种潜移默化下,余华接受了一个黑暗的时代,也就是除了他在生活中看到的,还有在书本里被告知的:一个还没有看见美好的孩子就被告知这世上没有美好。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余华对于鲁迅的怨念大概持续在写作中期吧,余华说后来再看到《狂人日记》发觉他将人性表达的十分简洁,人吃人的社会也是存在的。

1人民、领袖、革命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198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所以后来余华也开始了“写中国的事实”的工作,但鲁迅已经不足被他比较了吧,在法国的《时尚报》中,余华被称为现代中国的巴尔扎克。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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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疼过。我指的是解放后的新中国。

“滚出去!”

余华在五年的牙医工作后弃医从文,因为每天千篇一律的工作让他对楼下闲逛的人羡慕不已,他们是在文化馆工作的。从朋友那里得知写小说能进文化馆,他就开始写小说。

我们这一代人只能靠想象去还原一个荒唐的、动荡的历史年代。只能凭借外公外婆的故事、书本和电影去想象一些词汇背后的意义,比如文革、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天安门事件等等。还有许多词在太多次咀嚼之后已经变成了符号和标志,很少有人去深究这些词汇真正的意义。比如,人民、领袖、革命……

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我想那时的余华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地方,他将童年时看到的死亡都写在了笔下。他像鲁迅一样告知这个社会的黑暗,像这种从大时代走出来的疯子就应该成为作家。

 

然后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8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2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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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什么?余华写道“我在写下这个词汇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写错了,或者说写得不像是‘人民’。”“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汉语里,还有哪个词汇像‘人民’这样处境奇怪,它无处不在,同时又被人视而不见。今天的中国,好像只有官员还在张口闭口说着‘人民’,人民却很少提及这个词汇,或者说正在遗忘它。”

这都是我从26岁到29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

说实话,我曾不自量力的想要模仿余华的写作风格,每每看到他的文字又感到卑微,我终于找到我模仿不来的不是写作风格,而是经历。我想象不到余华的经历,正如我无法拥有他创作时的心境。

 

“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不得不说看到余华的文字是件幸福的事情,好像他的书里有着什么我想要的惊喜。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如同我对余华的感情一样,是疑惑时思绪的引导,或是疲惫时身躯的依靠,在他的漩涡里深陷思考黯然泪下。

是啊,在我的印象里,“人民”这两个字是金色或者红色的,它高高悬在大门上、匾额上,可没有实际意义。“人民”本该是一个贴近我们生活的词语,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治制度叫做“人民民主专政”,但现在“人民”在哪里?表达人民意愿的场所是人民代表大会吗?想想今年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里争奇斗艳的“富豪派对”情景,这些所谓的人大代表们真的能代表人民吗?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

余华,真的是现代中国的巴尔扎克。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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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什么时候出现过?在余华的书中我找到了答案,这是一个现在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的答案。我没有参与传说中的“学潮”,无法评价这个历史事件功过是非,但余华的这段话是令我非常感动的。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经叙述过,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通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

 

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二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相信历史的记忆不会转瞬即逝。我想,参与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每一个人,不管今天是什么立场,在某一天突然回首往事的时候,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铭心刻骨的感受。”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的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的铭心刻骨的感受就是让我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一个人和一个词汇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一个机会。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词汇,有些词汇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就理解了,有些词汇虽然相处一生,可是仍然没有理解。”

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

余华说,他对“人民”的理解,发生在当年五月下旬的北京深夜,他在冷风中从广场骑自行车回学校,但是“在逐渐接近呼家楼的时候,一股热浪在黑暗里轻微的涌来……我听到远处有灯光在闪烁。然后惊人的场景出现了,在热浪滚滚而来时,我看到了灯火通明的呼家楼立交桥,桥上桥下有一万多人守卫在那里,他们激情满怀,在夜空下唱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得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光应该传的比人的声音远,人的声音又比人身上的热量传得远。可是在我二十九岁的这个深夜,我发现自己错了。当人民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传得比光要远,而他们身上的热量传得比他们的声音还要远。我终于真正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

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錘,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饭用的碗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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