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新的全国文协大会,北平云集了来自三个方

晚年多病的茅盾,从1978年起,在着手写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的同时,不忘给《文艺报》多方指导和积极支持。他在1978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培养新生力量》,同年11月发表了关于《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的文章。1979年12月,又发表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纪念文章,这是茅盾1981年3月27日辞世前,为《文艺报》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茅盾在《文艺报》的“发刊词”上号召文艺工作者对即将成立的文艺组织展开讨论:“对于将来的新的全国性的文艺作家协会,它的任务组织,工作方式,会员成分等等,文艺工作的朋友们一定十分关心,而且有很多意见;我们希望朋友们把意见写出来,交给本刊发表。因为筹委会工作之一是起草章程及其他重要文件,当然这些规章要在大会上讨论而后通达,但筹委会同人极愿于事前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在思想上先有一准备。”同时,茅盾还发表《一些零碎的感想》一文,对新的文学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性质问题谈了“个人的感想”:新组织究竟应该是“同业公会呢,还是文艺运动的指挥部”,“大概有不少朋友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最积极的朋友大概要主张新的文协必须是文艺运动的指挥部。这当然有它充分的理由,大家都想得到,这里不必絮说了”;“但是恐怕也还有不少朋友觉得新的文协还是不应当完全抹煞它的同业公会的性质,或至少它应具有同业公会与文艺运动指挥部两重的性能,这看来好像是折中的主张,两面顾到,颇易为大家所接受。如果这样,我倒以为应该先让我们把这问题仔细研究研究,先作思想上的准备”。

筹委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大会的方针与任务。这决定着大会的方向。6月27日,郭沫若发表简要谈话,对大会的方针和任务进行了阐述。他表示,“这次大会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获得全面胜利的伟大时期中召开,这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是富有历史意义和空前盛大的会议”。在他看来,这次大会是“北平会师”。“筹备委员会已决定邀请的代表共有753人。这些代表中,包括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在过去,这些文学艺术工作者被分隔在两个根本不同的地区里,各自进行工作,绝大多数都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和考验,都有着相当的成绩;而老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近几年来更是在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下,在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了许多范例。”而在郭沫若心中,“北平会师”之际,“以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业已开始”。郭沫若由此展开自己的观点,“在这样一个令人兴奋鼓舞的时期,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工作部门、不同艺术作风的代表们聚集一堂,举行着一个空前盛大与空前团结的大会,主要的目的便是要总结我们彼此的经验,交换我们彼此的意见,接受我们彼此的批评,砥砺我们彼此的学习,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那么,究竟该怎么做呢?郭沫若在谈话中更进一步阐释,“不仅要团结自己,还要团结人民;不仅要教育自己,还要教育人民,要好好地运用文艺这项武器来提高革命气概,鼓励生产热情,以期迅速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任务,而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获得全面胜利”。

茅盾强调版面上要促进文艺界在为新中国基础上的广泛团结,在遵循党的文艺方向上的思想统一,他善于用交流的方式实现这个意图。1949年5—6月,《文艺报》曾召开三次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主持过两次。座谈会发言经记者整理后,茅盾亲自仔细改定,详细报道。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了当代文学所要遵循的‘路线’,规定了‘当代文学’的性质,以及题材、主题,甚至具体的艺术方法。另外一个成果就是成立了‘专管文艺’的全国性机构。”这个全国性的机构就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随后,原全国文协在北平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筹备委员会,负责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949年5月4日《文艺报》第一期出版,至7月28日第十三期,在文代会筹备和大会召开期间总共出了十三期,除第一期外,余均为周刊。一至八期编者署名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文艺报编辑委员会”,九至十三期署“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由于版权页上未公布《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的人员,所以,长时期以来,少有人知道创办《文艺报》时期《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的带头人就是茅盾。

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独立建制。在这次会议上,周扬在报告中谈到了改组文联的原因,“文联作为各个文学艺术团体,主要是各个专业的协会的联合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要来直接地、具体地组织文学艺术各个不同部门的创作和学习,是有困难的。由于文学艺术各部门的特点不同,组织文学艺术创作的任务,宜于由各个协会分别地来进行。现在各个协会的组织和工作正在整顿和加强,今后全国文联将继续作为全国文学艺术团体的联合组织,在加强全国文学艺术界团结和联系,动员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国家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上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筹委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有关文件,包括章程及报告、专题发言,一共19件。大会的方针、任务等,都系统地体现在这些文件中了。与后来召开的历届文代会不同,这次大会专门安排了专题发言环节,丁玲、张庚、袁牧之、吕骥、江丰、艾青、阳翰笙、李凌、叶浅予、戴爱莲、柯仲平、周文、刘芝明、沙可夫、张凌青共15人作专题发言,这些发言,既谈宏观问题,如丁玲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题,谈了如何“千真不假地做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也谈各个艺术门类的具体问题。既谈解放区,如张庚谈解放区的戏剧,袁牧之谈解放区的电影,吕骥谈解放区的音乐,江丰谈解放区的美术,艾青谈解放区的艺术教育;也谈国统区,如阳翰笙谈国统区的进步戏剧、电影运动,李凌谈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叶浅予谈国统区的进步美术运动。既谈艺术门类,如戴爱莲谈舞蹈工作;也谈有关地域,如周文谈晋绥文艺工作,刘芝明谈东北文艺工作,沙可夫谈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张凌青谈山东文艺工作。这些专题发言,非常系统地呈现了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之下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文艺工作者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茅盾为《文艺报》诞生费尽精力,大小事多亲自过问。出版《文艺报》用纸,茅盾甚至惊动了周恩来同志。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三次全国作代会召开前夕,文联及各协会恢复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人冯牧、张僖曾派我和刘梦溪去茅盾家取回他改定的在第三次全国作代会上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报告稿。茅公顺便询问起会议准备的一些情况,他感慨地说,现在客观条件好多了,第一次文代会用纸,包括《文艺报》用纸,都得去麻烦总理解决。

会议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刊物委员会,负责研究全国文协各机关刊物的方针、计划,并检查其执行情况。全国文协以《人民文学》作为发表创作的刊物。会议决定:商请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将《文艺报》划归全国文协领导,作为文学艺术的理论批评刊物;全国文协接办《新观察》,作为文艺性的政论和小品散文刊物;筹备出版《译文》,作为介绍世界进步文学的刊物;全国文协并应加强对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的领导。会议上选出了冯雪峰、沙汀、陈企霞、王亚平、陈冰夷、戈扬等6人为刊物委员会的委员,冯雪峰为主任。在这次会议上,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最近征求全国委员会各委员的意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

1949年6月30日召开预备会议,7月2日正式开幕,7月19日闭幕、宣告全国文联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今天被广泛提及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中国文联这个在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民团体的出发点。大会历时20天,是迄今共十次全国文代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的。召开这次会议、成立中国文联,是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为成立新中国做准备的重要环节。意义如此重要、会期如此之长的大会,在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是如何成功筹备的?

茅盾是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也是《文艺报》的创办者,对这一诞生于新中国之初的首个文艺阵地的成长他曾倾注了大量心血。

毛主席、朱总司令:

筹委会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创办《文艺报》。为了做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筹委会决定出版《文艺报》。1949年5月4日,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办的《文艺报》创刊,作为大会的会刊共出版13期。1949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文艺报》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广告。此时的《文艺报》虽然有报之名,却无报之实,它其实是一本周刊。《文艺报》作为筹备大会的重要抓手,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发挥了广泛讨论、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比如,大会开始前,《文艺报》曾经组织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前两次座谈会由茅盾主持,第三次座谈会由严辰主持。座谈会深入讨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成立的新的全国性文艺组织、《文艺报》办刊方针等课题,在充分表达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最大可能的共识,在思想上、理念上为大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茅盾为《文艺报》撰写了多篇文章。如代编委会起草了《发刊词》,5月26日出版的第四期发表了茅盾5月23日赶写的《关于〈虾球传〉》,第十一期头条发表了茅盾《为工农兵》。茅盾还在百忙中多次写信为《文艺报》约稿,或者帮助编辑部年轻编辑考虑合适作者。

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在中法大学大礼堂举行,实到代表208人,主席丁玲,先通过主席团名单及大会议程。茅盾在致辞中说:这个会的主要目的是要依照全国文联的章程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文代会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把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普及到新解放区与待解放区去。我们要求产生更多的表现新时代、新人民英雄的作品,也要求加紧文艺组织工作。文代大会已经胜利闭幕,现在各人将按他的业务组编起来,准备开上前线。然后在全国文联领导之下,配合各兄弟部队,在毛泽东旗帜下,迈步前进。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在讲话中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他说文代大会仅仅是团结的开始,必须把大会的团结精神普遍到全国各个地区去,带到文学部门的各个方面去。

3月24日,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至7月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召开,筹委会在郭沫若的领导下,克服各方面困难,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大会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1949年10月19日茅盾已出任文化部部长,加上创办《人民文学》,工作骤忙,但《文艺报》1949年九至十二期实际上仍由他兼管。这几期《文艺报》版权页上编者仍署“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在《文艺报》正式创刊号上,茅盾改定了社论《庆祝中国人民政协》,并发表了《一致的要求和希望》。他还要求文艺理论工作者以新的观点来研究编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新文艺运动史》,并把它们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在正式创刊号上,茅盾还决定发表《全国文联关于出版〈文艺报〉致各地文联及各协会的通知》。1954年全国文联决定委托中国作协主办《文艺报》,后来才逐渐明确《文艺报》由中国作协主办并成为中国作协机关报。

8月19日,华北人民政府致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准予备案”:“八月十一日呈及名单均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业已正式成立,经本府审查合格,准予备案。所请经费补助,希即造一详细预算,说明今后事业费、经常费至开支数目,报本府审核,再行确定。”

方针与任务确定之后,便是确定代表产生办法。这是保证大会胜利召开的基础性工作。筹委会将代表分为当然代表、聘请代表两个部分。当然代表为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原五大解放区文协的理事和候补理事,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及各地分会的正式和候补理事、监事。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被聘为大会代表:解放区内省、市或行署一级以上,部队兵团一级以上文艺团体或文艺机关的主要负责干部;从事文艺工作十年以上、对革命有一定劳绩者;思想前进、文艺上有显著成绩者。聘请代表由文协及各文艺团体或文艺机关推荐、由筹委会最后决定,筹委会也可直接提名。筹委会最终通过的代表名单包括824人,比原计划邀请的753人多出71人。

茅盾作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对《文艺报》既是领导又有特殊的亲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一部主要文艺理论著作《夜读偶记》就是1958年1月起在《文艺报》连载的。他的长篇文学评论《一九六〇年小说漫评》,《文艺报》1961年四至六期连载。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茅盾在《文艺报》发表了《关于曹雪芹》。1965年6月,《文艺报》被迫停刊。1977年底,茅盾在刚复刊的《人民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公开以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的身份讲话。他建议尽快恢复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并建议《文艺报》复刊。1978年5月底,茅盾出席全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他在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即日起恢复工作。”

在7月14日的会议上,大会秘书长沙可夫报告了全国文联章程草案草拟经过,会议讨论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及选举文联全国委员会条例,“经全体代表热烈慎重商讨与修正后,当即表决通过”。7月17日,选举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首先通过包括152人的候选人名单,由主席团根据签名人数发票,当场收票531张。大会选出周文、冯至、陈白尘、钟敬文、王地子等5人主持开票事宜。7月19日上午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同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闭幕式首先宣布文联全国委员会当选委员名单。郭沫若做结束报告后,由周文宣读全部当选委员票数,郭沫若、丁玲、茅盾、周扬等87人当选委员,彦涵等26人当选候补委员。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在此后很短时间里,北平云集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文艺工作者。一是来自华北解放区,二是来自国统区,三是北平当地。这三个方面的文艺工作者云集北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大军的第一次大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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