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平公社的大安徽大学队,  眼闭客是全大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革时期的复平公社暗无天日,造反派掌权,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人民怨声载道。在复平公社的大安大队,一个名叫的张大堯的社员被戴上了偷盗大队粮食的罪名被押到了公社,关在公社的禁闭室里,受尽了百般折磨,痛苦难熬,含冤服毒而死……
  
  一、深夜拉肚当贼抓
  大安大队山高坡大,到处是光秃秃的山坡山岭,田少土多,缺水缺肥,是一个有名的穷山村。社员生活紧张,食不饱肚,穿不暖身。
  1974年的中秋节前一天,好多社员家都在为过节吃什么发愁,当天深夜,三生产队的社员张天堯不知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突然拉起了肚子,急忙去屋后的茅坑拉屎,咕噜咕噜的拉屎声音,被生产队粮食保管室隔壁的社员李强听到了,他仿佛感觉是有盗贼在用手撬保管室的门,便翻身下床走出门来大喊:“抓强盗啊!抓强盗啊!有贼来偷盗保管室的粮食啦!”
  社员们闻声而起,有的拿锄头,有的拿扁担,有的拿棍棒,一齐从家中跑出来抓贼,四处找寻没见盗贼的影子。队长一看抓贼的人中没有张天堯,走到他屋后,发现他低着脑壳蹲在茅坑拉屎,心想肯定是在假装拉屎,便大声问道:“”张天堯,大家都在抓贼,你蹲在茅坑干什么?”
  张天堯呲牙咧嘴说:“我肚子拉得厉害,在屙屎!”
  “你还真会撒谎啊!”本来就对他有意见的生产队长说:“你早不拉屎晚不拉屎,偏偏在这时拉屎,恐怕是另有原因吧?”另一个社员说:“我刚才看到一个黑影转到你这边就不见了,不是你那就奇了怪了!”
  张天堯有口难辩,真是黄泥巴滚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
  这个张天堯年近四十,有点文化水平,是生产队里不怕事的人,爱跟队长顶撞挑剌儿。两年前死了老婆,留下三个儿子,大儿12岁,二儿8岁,三儿5岁。他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拖着三个孩子,十分的艰难。不知何时认识了毗邻的铁炉公社铁炉大队一生产队的妇女何霞,她年龄三十出头,男人在劳改队死去,无儿无女,独自一人在家。她和张天堯认识不久,便住到了张天堯家。没有正式结婚,没迁来户口,一家五口人只有四个人的口粮,何霞就不时地去山里找些野菜补充,生活还过得去。
  生产队里一些社员就认为,队里分的口粮本来就紧张,张天堯家里多一个人吃饭,粮食从何而来,他不偷盗粮食才怪了。当晚,便把他捆绑起来,关在了生产队的会议室里,任凭他在屋里怎样大喊冤枉,也无人搭理。他那个不是正式的老婆何霞,也不敢出来找队长理论,只有在屋里眼泪长流,张天堯的三个儿子也和她一齐哭,那哭声几乎要把房屋都哭垮了……
  
  二、严刑拷打逼供认
  生产队长认为,他抓住偷盗队里粮食的贼,算是一大功劳,第二天早晨天一亮就直奔大队革委办公室,向分管治安的副主任邓红专报告。这个邓红专是下乡知青,年方二十,血气方刚,他为了早日进城图表现,工作特别积极,听说抓到了偷粮贼,喜之不尽,早饭都顾不得吃,就三步并着两步向公社跑去,找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高春华汇报。
  高春华,个子不高,年近五十,三角形的眼睛,加上三角眉毛,显得很凶恶。他仗势他妹妹在公安局任个什么股长,妹夫是县革委副主任,在人面前趾高气扬的,一般人他不放在眼里,遇到做了错事的人,就两眼圆睁、眉毛倒竖,好像要把人吞了一样。在这个公社他不是一把手,但他比一把手厉害,一贯独断专行,他说一别人不敢说二,是个心狠手辣整人不眨眼的人。他听了邓红专的汇报,桌子上一拍道:“张天堯这坏东西,胆敢偷盗集体粮食,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马上去叫民兵押来公社处理!”
  高春华说:“这事关重大,我必须亲自出马!”便叫邓红专在伙食团吃了早饭,同到公社武装部提了两支枪,邓红专和他各背一支枪,威风凛凛地直奔大安大队而去,一到大安大队,就派人通知生产队,把张天堯押送到大队革委会办公室。
  过了不久,五花大绑的张天堯就被押来站在大队办公室门外,高春华把嘴里含着的香烟取出,气势汹汹地大声喝道:“张天堯,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偷保管室的粮食,以前保管室粮食两次被盗没抓到人,现在终于抓到你了!”
  “高主任,我没有偷盗保管室的粮食,我完全是冤枉的!你到处调查嘛,我张天堯,从未干过偷鸡摸狗的事!”
  “你还要我调查,昨晚当场捉到你还不算吗?”
  “捉奸拿双,捉贼拿赃,我偷盗的粮食在哪里?”
  “你还嘴巴硬是不是?”高春华认为这样跟张天堯磨嘴巴皮肯定不行,必须给点厉害,他才会老实交待,便举起枪对他说:“你要不老实交待,就尝尝它的厉害!”
  “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是偷盗粮食的贼!”
  高春华眼看张天堯还是嘴硬,就用枪把子打他的背,邓红专见到他动了手,也紧跟着而上,对准张天堯的腰狠狠地打了一枪把子,张天堯痛得直喊:“打死人呵!打死人呵!”越喊他们越打,直到张天堯的腰被打断了,扑到地下没有了叫喊,他们才住了手。
  接着便喊来四个民兵,兵分两路,一路由邓红专带领两个民兵到张天堯家中搜查粮食。他们进屋不由分说,就把张天堯未正式结婚的老婆赶了出来,他的三个儿子吓得缩着一团绿眉绿眼不敢作声,只见他们翻箱倒柜,坛坛罐罐,旮旮角角,到处翻遍了,屋里只有一小坛粮食,这令他们大失所望。
  另一路是高春华带着的两个民兵,把张天堯像拖死狗一样押着回公社,关在一间屋里看守起来,屋里没有桌椅板凳,张天堯躺倒在地上,痛得哭天喊地也无人过问,他万分难过地想:老天为什么不长眼睛,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为什么让我遭遇这天大的冤枉……
  
  三、痛苦难熬服毒死
  张天堯的禁闭室没有电灯,晚上漆黑无光,他坐不能坐、睡无法睡,躺在冰凉的地上,心和全身都凉透了。熬到天亮之后,他十二岁的大儿子可怜兮兮地要求看守民兵让他见爸爸,民兵让他进了屋,他哭丧着脸问:“爸,你啥时回家?何姨被赶走了,我和两个弟弟晚上好怕哟!”他用双手把儿子紧紧地搂着,泪水如泉涌,有千言万语想给儿子说,却说不出来,被打断的腰揪心地痛着,好半天才哽咽地说:“爸不在家,你要把弟弟带好,万一爸不在了,你们长大一定要为爸伸冤啊!”
  他大儿子还未完全听懂他的话,又再次问:“爸,你好久能回来?”他答非所问地说:“我的乖儿子,我腰痛得难受,你回去叫你弟弟赶快把堂屋里那瓶药送来我吃,吃好了我就回来!”
  他的大儿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很快回到了家,叫弟弟快把那瓶药送去,治他爸的腰痛。他弟弟听说是治他爸的腰痛,立即在堂屋的屋角角里找到了那瓶药,一路小跪到公社,问到他爸爸被关得那个屋子,叫民兵打开门让他们父子相见。当张天堯接到那瓶药时,把二儿子紧紧抱住,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他那灰黑的面色,竟同死人没有分别了。他看着可怜的儿子,心如刀绞,好半天才哽咽着对二儿子说:“你和小弟一定要听你哥的话,三弟兄要好好地活着,不要让你死去的妈妈担心,也不要让我今后担心……”他说完后催二儿子赶快回去。
  这天夜晚天空漆黑,突然响起了雷声,公社屋后的树上乌鸦凄厉地叫着,两个看守张天堯的民兵把关押张天堯的门上了锁,在门外大声说:“张天堯,你老老实实在屋里呆着,不然你没有好日子过!”然后就各自睡觉去了。
  当晚张天堯的伤痛得撕心裂肺,到了半夜,他几次拿起那瓶药,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直到五更以后,他实在疼痛得忍爱不了,长叹一声,心里说:“儿子啊儿子,不是爸狠心要离开你们,是爸实在活不下去了,你们长大了一定要记住,为我报仇!”最后他横下一条心,揭开了农药瓶盖,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
  次日早晨,两个看守的民兵把门打开,只见他躺在地上,脸色铁青,睁着一对大眼睛,七窍出血,两手紧紧抓住胸部,他们用手去摸,早已死得硬绑绑的了,两个民兵急忙去向高春华报告,颤颤抖抖地说:“出人命了……出人命了……张天堯死了……”
  “大惊小怪什么,死了就死了!”高春华听了非常镇定地说:“他是畏罪自杀,罪有应得,你们不要怕,一切有我姓高的负责!”两个民兵听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接着高春华拿起了电话机,拨通了区革委的电话,简明扼要说了张天堯畏罪自杀,请区公安特派员前来商量后事处理。特派员觉得这不是小事,立即赶了过来,高春华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谎编张天堯自杀的原因,并请特派员吃喝了一顿。特派员没有分析研究,点头称是,便写了结案材料,并通知张天堯的堂兄找两个人,把张天堯的尸体抬了回去。
  张天堯的死尸抬到了他的家中,三个年纪小小的儿子看着他们爸爸硬梆梆的尸体,一起扑在他身上,一声声地呼喊:“爸,你怎么了?爸你怎么不答应?”
  一个活生生的人,仅两天的光景就不明不白地这样死了,社员们都议论纷纷的,可谁也不敢站出来为张天堯说话。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的亲友更不敢出来状告高春华,亲友们只好草草地把张天堯埋了,同时去找到他未婚同居的何霞,劝她把三未成年的孩子接了去。
  
  四、云散日出终洗冤
  张天堯死了,人们都觉得他很是冤枉,但没有人能为他洗冤。谁也没有想到,他有个在新疆部队当官的姑父回乡探亲来了,听说了张天堯冤死的情况气愤不已。认为这公社革委副主任高春华无法无天,是可忍孰不可忍!接着他便搜集了有关情况,回到部队之后书面向四川省革委政法委反映了此事。
  当时省革委、政法委非常重视此案,立即派出了三个人的调查组,姓王的组长感到这是一桩棘手的命案,牵连到县革委和公安局里高春华的两个后台,确实很难办,他思前想后权衡利弊,最后拿定了主意,把罪过都定在了下乡知青大队革委副主任邓红专的头上。主意拿定了,便整理了为高春华开脱罪责的材料,逮捕了邓红专,判决有期徒刑五年,高春华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张天堯的姑父得到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惩处结果,认为主要的罪犯没有得到惩处,这是不公正的,违背了国家的法律,便又将此案反映到了国家公安部。对这个军人反映的案件,公安部非常重视,又派了专人直接来调查,事前没有通知县革委政法委。来人在大安大队走访了大量群众,了解了有关情况,专门找了有关的当事人询问了前因后果,提审了在押的邓红专,他老实交待了事发的一切经过,并为自己的判刑叫屈,说一切都是高春华指使干的,因为想早日进城工作,为高当了帮凶。
  为了验证张天堯受伤服毒死亡的情况,前来调查的人亲自主持,让人把埋葬了的天堯从坟墓中挖了出来,法医仔细验了尸,清楚地看到张天堯的肋骨被打断了五根。事实充分证明,他是遭到残酷折磨忍受不了疼痛而服毒自杀的。
  高春华身为革委会副主任不调查,无视党纪国法,专横跋扈,毒打社员,导致张天堯蒙冤服毒而死,罪责难逃,他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带上了铮亮的手铐。邓红专年轻,不懂法律,犯罪较轻,交待如实,改判有期徒刑两年,缓期执行,释放回家。
  张天堯的冤案终于得到了澄清,无法无天的高春华被依法逮捕判刑入狱。这好似一声炸雷,炸开了复平公社天空的云雾,老百姓们终于看到了云开日出,敲锣打鼓在街道上欢庆着……

  眼闭客是全大队社员们送给邓支书邓发金的浑名。

那年冬天,刚飘下一场小雪后,天气便一下子冷了,队长胡子一面安排大队部布置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上马劳力,一面决定将生产队库房的粮食清点一下,然后给各户分一部分过冬,结果,便出了事。
  
  生产队库房的麦子少了四百二十斤。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生产队的库房设在楼门巷的一户院子里。说是楼门巷,巷里所有活着的和村子里年纪最大的人都没有见过巷里的楼门。不过,这楼门巷倒是有一个听起来像是真事的传说:说是明成宗时期,这巷子里出了一个镇守北方边陲的将军,这将军戎边三十年,一直没有回家,他的妻子在家恪守妇道,为他育儿养女,奉孝双亲,后来明成宗知道此事,便拨款数千大洋,委托地方县衙在将军住宅的巷前修造了一个大大的楼门,以昭示和表彰将军妻子的贤淑美德。若干年后,将军回故里省亲,住了没几日,便杀了管家,推倒了巷道前面的门楼后打马而去,从此再没有回过楼门巷。传说归传说,那时候人们天天闹饥荒,也没有人操那闲心,考究它的真实性。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为楼门巷楼门的存在提供一定的真实性。前些年,村里响应号召,大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运动,各巷口都打通了巷巷联通的地道,楼门巷的人在挖地道的时候,便挖出了两排很厚的据说是楼门巷门楼的楼基大砖,村里一个有学问的据说在旧县衙当过秘书的先生看了看,说:没问题,这就是明朝的砖。
  
  做生产队库房的院子原来是楼门巷财主李宝山的院子,院子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马房和养马人及下人住的,从前院上三个台阶进了有砖雕和木雕的院门,便到了后院,后院是座四合院子,除东西南三面厢房外,大而宽的北房就是生产队的库房,大库房里面放着生产队的麦种秋种和各户冬季要分的余粮及油啦谷啦米什么的。大北房两边的阁楼原来是有两扇小窗的,后来因为要做生产队的库房,便用砖全砌严实了,只有四扇用木格木雕精制而成的大屏门,大门两边的圆柱子上刻着一副对联,黑亮而有力,写着:数百年旧事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怎么说呢?按说生产队库房的麦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丢的。在这样牢靠的院子,前院马房还有一个叫柳梅的女人住着,后院紧靠大库房的西厢房又住着生产队的保管,一个叫六口的男人。再说,库房的大门分别有三把大锁锁着,队长一把,保管一把,贫协代表一把(可能后来人不知道贫协代表是个啥官,顾名思义就是贫下中农选出的代表协助生产队队长工作的),现在的问题是,库房的门又没撬、锁子又没扭坏,但怎么就好端端地一下少了四百二十斤麦子呢?
  
  见鬼了?
  
  队长胡子想先压住这事不要声张,待他先查一查,如果查不出名堂再报大队部。包队干部多眼坚决反对,出了问题你胡子能担得起?胡子说:有啥问题我胡子一个人担!多眼脸涨得通红,你担也不行!便领奖牌似的一溜烟报到了大队部。
  
  这还了得!大队部一讲话就这个这个这个好半天的革委主任这个了好一会,便嘴慢手快地拨通了公社的电话,一会儿功夫,公社公安特派员便穿着蓝裤子、白制服上衣,挎着枪来了。
  
  
  案子按说是极好破的。库房的外围完好无损,库房里面的四周墙上除了北墙正面原先屋主人用砖砌的墙柜外,再没有任何凿破的痕迹。特派员挎着枪在库房查看了一会,两眼一瞪:监守自盗!于是,当天晚上,队长胡子、保管员六口就被特派员传到了大队部,紧接着,已在病床上躺了多半年的贫协代表张老三也被两名大队部的基干民兵用平车拉到了大队部。
  
  特派员把五四式手枪往大队部黑亮的方桌上用力一放,然后抓起方桌上的一把拇指粗的绳子使劲的往地下一甩:老实交代!声音很大,震得大队部房梁上的灰土直飘落。
  
在复平公社的大安徽大学队,  眼闭客是全大队社员们送给邓支部书记邓发金的浑名。  贫协代表张老三吓得一下尿了裤子,脸刷白刷白的,咳嗽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好大一会,才结结巴巴支支唔唔地说了半天,特派员听明白了,张老三病了快一年了,从发病起,张老三就交了那把他掌管的钥匙,那把钥匙就由保管员六口代管。
  
  也就是保管员六口掌管着生产队库房的两把钥匙。
  
  保管员六口点着头不吭气。
  
  队长胡子发咒赌愿:谁偷了麦子谁就死在五黄六月十冬腊月!谁他妈的全家死光!死光死光死光!
  
  胡子!麦子收后至现在你的钥匙有没有离过身?特派员问。
  
  没有。队长胡子说。说完又想了想:对了,麦收后,我参加公社和县里的三夏表彰总结大会,那三天我把库房的钥匙交给六口了。
  
  也就是有三天时间保管员六口有三把生产队库房的钥匙。
  
  六口还是点着头不吭气。
  
  六口,你还有啥说的!特派员抓起地上拇指粗的绳子用力地抽打过去,六口妈呀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接着,他咬了咬牙,爬起来,憋了半天,说:
  
  谁偷谁死了!
  
  当晚,六口被特派员捆了手脚,绑在大队部的一根黑红黑红的柱子上。
  
  
  
  一连两天,无论特派员怎么审讯和拷问,六口还是没有承认偷麦子的事。
  
  不论谁偷六口也不会偷呀!楼门巷和村里人都这么想。六口根正苗红,父亲李九斤,是村子里第一个入党的老党员,土改的时候,当过村里的农会主席,解放以后,还当过村里的第一任村支书,四十多岁的时候,娶了一个河南逃荒过来的哑巴女人,后来便生下了从小木讷笨嘴笨舌的六口。六口生下的时候,叫六斤,六斤重嘛,十多岁的时候,村子里办起了学校,六斤便进了学校的识字班,有一天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我的家。六斤的作文是这样写的:我的家共有六口人,我的爸爸和一个哑巴的妈妈,一个妹妹和我,还有两头小猪。后来村里的人便把他六斤的名字改叫成六口。解放没有几年,六口的父亲李九斤便死了,六口的母亲带着六口的妹妹改嫁回到了河南,家里便剩下了六口一人。土改的时候,当农会主席的李九斤也没有给自己分到财产,除了十几亩薄田外,还住在楼门巷巷后的那座仅有两眼窑洞的小院子。六口过四十了还没有娶过女人,他不多言语,干活却很是卖力,于是胡子当队长的时候,队里的社员一致同意让六口当了生产队的保管,并经队长胡子同意,六口锁了自己的窑洞,住进了生产队库房的四合院。六口他能偷生产队的麦子吗?六口一人吃了全家都饱,他偷麦子给谁呀?楼门巷和村里的人都不相信六口会偷麦子。六口怎么能偷生产队库房的麦子呢?而且不是少数,是四百二十斤呀,这可是生产队每年分给社员九个人全年的细口粮呀!
  
  这事肯定不那么简单。
  
  六口不会偷库房的麦子谁会偷呢?谁还有库房的钥匙呢?并且不是一把钥匙而是三把。楼门巷的人在私下嘀咕的时候,便会碰上在楼门巷调查寻证的特派员,特派员眼睛一瞪:
  
  六口不会偷你们说谁会偷?
  
  那声音好大、那眼睛好大,还有挎在腰间的手枪好吓人,楼门巷的人便滋溜滋溜地往家里走,看着特派员走远了,便回头:
  
  问我哩!你问我我问谁去?谁会偷?我要是知道谁会偷,要你这公安做球哩!
  
  
  
  住在生产队库房前院的女人柳梅,除了每天打扫村里巷道外,一天再不会走出她住的院子。
  
  柳梅有四十岁的年龄,模样很好看,戴着一副白边近视眼镜,皮肤白白的,说一口象铃儿一样好听的普通话,让人一看就觉得是城里长大的女人。柳梅两年前被城里来的人遣送回来的时候,城里人告诉大队部,她男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国民党特务,现在被政府劳教了,大队部革委主任这个这个了一会儿,这个这个那就让她这个住楼门巷前院吧!于是,柳梅就住在了生产队库房后院前的两间马房里。
  
  柳梅的男人叫钢蹦。是财主李宝山的儿子。据说钢蹦的父亲李宝山是随他的父亲和爷爷从山东过来的,李宝山的爹和爷爷落户到这里的时候,先是靠着给别人帮工打短做麦客过日子,省吃俭用流血流汗地逐渐置起了一座院落和十余亩田地,后来到李宝山这一辈,光景越来越大,并有了庭院两座,土地百余亩,家里也雇了长工,还置了当地财主也不多见的四套骡子车。但李宝山仗义和蔼,他和长工一起一天三晌下地干活,一起歇晌吃饭,长工的工钱也是半月一结,还有李宝山非常节俭,家里放着一大瓮棉油,李宝山还是辣子面舍不得泼油,一天两顿地馒头蘸着干辣子面。土改的时候,村子里能跑的地主都跑了,可李宝山没有跑,紧接着不久,农会便接到了举报,说是发现了李宝山的一桩命案。一九四三年夏季,村子里一个叫香娃的中年女人被人用绳索勒了脖子,扔进了村中五十米深的枯井。李宝山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农会,据说当时县里派来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是黄河滩那边村子的,几乎没有费什么劲拷问,李宝山就承认了香娃那女人是他杀的。于是李宝山就被作为大恶霸大地主的典型,十冬腊月天被脱光了衣服,脚手四肢被用铁钩勾着分开挂在了村东庙前的两棵大槐树上,在农会组织的公审恶霸地主大会上,被一户户受苦受压迫的穷人流鼻涕流泪的一边诉着苦,一边用刀子捅着割着,李宝山两眼瞪着,咬着牙,一声不吭地任凭台下的穷人刀割棍打,一会功夫,李宝山的耳朵被人割了,鼻子也被人割了,又有一个人上去了,村里人好像认识那人是黄河滩香娃的本家兄弟,那人上去一句话也不说,拿起刀子割了李宝山的下身,李宝山疼得嗷了一声。这时,在台下给李宝山做了三年长工的张老三不忍心看了,他知道他的东家今天难逃一劫了,于是,他跑上了台,一边诉着苦,一边拿起一把亮闪闪的刀子,流着泪照着东家的大腿内侧一刀进去,那血便哗哗哗地喷了出来,他看到了东家含着感激的眼光,不一会,李宝山便脖子一歪,一下子死了。随后,李宝山的女人也在屋里上了吊。李宝山的儿子钢蹦提前一天得到了消息,也跑到西边去了。之后,这院子便空了屋子,没了人住。后来这院子土改中分给了两户穷人,那两户人家嫌这院子阴森,也没有搬过来住。那场公审大会后,尽管村子里的好多人都说李宝山死的够汉子够爷们,但他们也觉得李宝山死得冤。村里人知道,那个叫香娃的女人是从四十里外的黄河滩嫁到这里的,那时的黄河滩到处藏着土匪,那个叫香娃的女人是个风流女人,在黄河滩的时候便沾惹上了几个土匪,于是,自香娃嫁过来之后,村子里便不安宁了,除了不断骚扰的黄协军和黄河边荣河古城据点的日本人收粮要款外,还隔三岔五的有土匪来,更可憎的是有一天晚上,来了三个土匪,先是开枪抢了李宝山的院子,然后又绑了一户刚娶过门的新媳妇和那家十八岁的女子,拉到村外轮奸之后,又把她们扔到村外一百米的深沟,摔死了。这事过了不久,那个叫香娃的女人便神秘失踪了。公审大会的时候,尽管村里人都觉得李宝山死得有些冤,但没有人敢吭气,土改哩!让穷人翻身做主人斗地主恶霸哩!谁敢吭气不要命啦!再说,能跑的地主财主都跑了,你李宝山咋不跑呢?
  
  自从柳梅被遣送回来的时候,楼门巷的人才知道李宝山的儿子钢蹦还活着,而且还知道,钢蹦四七年从楼门巷逃出去后,从芝川过了黄河,后来到了延安,再后来又随军南下打过长江,全国解放后,钢蹦又从南方回到了黄河边那个曾做过几朝古都的大城市,当了那城市一个区的公安局长。柳梅就是钢蹦在那个城市娶得城里女人。
  
  
  
  六口在大队部关押了三天,还是没有承认偷麦子的事情。无论特派员怎么审问拷打,六口还是不吭气,打的实在撑不住了,憋了憋,还是那句:谁偷谁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队长胡子来了,对特派员说:不管怎样,让人给六口送点饭吧!快三天了,别出点啥事。
  
  吃!吃!这家伙是铁打的还知道饿!说着,便摔了门,自己吃午饭去了。
  
  六口没有家人,队长胡子便安排柳梅做点饭给六口送到大队部。
  
  大队部柳梅是熟悉的,两年前被遣送回来的时候,她就先被送到了大队部,以后每日他都到这里来,学习报纸汇报思想接受政府教育。柳梅给六口凉拌了一盘白萝卜,炒了一盘土豆丝,擀了一碗面条,又热了两个玉米面窝头,在大队部南边的小房子里,柳梅见到了六口。
  
  六口胡子拉茬的、脸色发黄,两眼充满了血丝、左腿的裤子渗着发干的血迹、左脚的鞋子也血糊糊的。柳梅一看见六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你偷了就招了?
  
  六口低着头,不吭气。
  
  大哥,你偷了就招了吧!
  
  六口忽地抬起了头,充血的眼睛有点潮湿发亮。
  
  我没有偷!
  
  柳梅不敢再看快要流泪的六口,她转身擦了擦已经流泪的眼睛,赶紧走了。
  
  
  
  六口是柳梅遣送回村后认识的第一个男人。
  
  和这个男人的第一面无论是六口还是柳梅一想起至今都红脸。
  
  生产队库房的四合院没有茅房,茅房在前院马房旁边的墙角。柳梅第一夜住进前院马房的时候,并不知道后院还住着人。这院子虽然名义上是她的院子,但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自从和钢蹦结婚后,她只是偶尔听钢蹦说过这里的家,但她从来没有回来过,连钢蹦也没有回来过。第一个晚上,她担惊受怕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煎熬了一夜,半夜连茅房也没有敢去,天亮的时候,她便急急地上了茅房,她正在茅房的时候,没有想到咚咚咚地茅房又闯进了一个男人,那男人是边跑边解了裤子的,进了茅房裤子已经快退下来,她吓得妈呀地大叫一声,急忙站起来,慌乱中连裤子也没有提上去,那男人也愣了,愣了愣脸便噌的红了,扭头跑回去了。   

  老支书邓文乾四清下台后,邓发金接手当了大队支部书记。接手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地处大山深处的我们大队因消息闭塞,又交通不便,很长时间仍是一潭死水,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大队干部和社员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甚清楚,大家仍持覌望的态度。后来,大概是这年的十月中旬,公社召开会议传达县、州、省开展文化大革命会议精神,大队干部和八个生产队长都参加了。直到此时,人们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我们党内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家行动起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摧毁党内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反修防修。但到底怎么个搞,大家还是两眼一抹黑。

  公社见我们大队还是死水一潭,就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我们大队。工作组入队以后,先是召开大队支部会议,发动和要求十个党员要带头投身文化大革命,上接下连,揪出大队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者又召开贫下中农会议,发动贫下中农积极行动起来,把隐藏在大队和各个生产队里的刘邓的孝子贤孙挖出来,揪出全大队的一切牛鬼蛇神;进而又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并且还帮助大队成立了贫下中农造反军。

  这样,我们大队就热闹起来了。农造军们先是夺了大队的权,接着又让造反军的积极分子夺了各个生产队的权。农造军们大喊大叫,我们不能只埋头拉车,要抬头看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揪斗这个,明天揪斗那个,弄得全大队鸡飞狗跳,人人自危,不得安宁。但农造军们却不敢对支书邓发金如何,因为邓支书有靠山,他的兄弟解放初就参加了工作,现在是县里的一个头头,再就是农造军的头头又是邓支书的隔房侄子,有时还得听他的。每次召开全大队批斗大会,都要邓支书坐在台上压阵。邓支书人是坐在台上,但他一上台坐下后就闭着双眼穿眼闭(即瞌睡),有时竟呼噜喧天,涎水长流。散会时,农造军要他讲话或是表个态,他才如梦方醒,抹抹双眼,打一个哈欠,又伸一个懒腰,这才开口说话:贫下中农、造反派们,我问你们一句,太阳汪汪,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开大会,你揪我,我斗你,不搞阳春,今后吃什么?我同你们商量一下,这样的大会今后还是少开为好,硬是得开,就放在晚上开。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吗?现在大家一起把这条语录背一遍好吗?说完,邓支书就带头背诵起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台下的几百个社员也就跟着邓支书背诵着,弄得造反军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都把眼睛看着司令。司令邓洪兴无可奈何地宣布:今天批斗会就开到这里,听支书的,明天晚上接着开,散会后把这些牛鬼蛇神好好看管起来。

  第二天晚上开会时,邓支书随造反军们怎么叫他上台坐,他死活糊地醒转过来。这亊被传为笑谈,邓支书开会穿眼闭遭雨淋一时在全大队人人皆知。这事也传到了公社,公社革委把他叫去谈话,邓支书坐在公社革委胡主任面前,眼睛一闭一闭的,哈欠翻天,一副萎靡不振相。公社革委主任见他如此,气不打一处生,就一拍办桌,说邓支书你要识相,不要以为你有后台靠山,我告诉你,你的后台靠山昨天已被县里的造反浱拉下了,要不是考虑到你们一家在解放前苦大仇深,公社革委早把你给撤了。邓支书一脸苦相说那是那是今后我一定注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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