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这种以百姓口吻写百姓思

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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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

上世纪40年代,华北出现了一批活跃的诗人。印象深的是左翼色调的几个人,北京城里有邵燕祥,宛平县则是张志民。从诗歌写作的风格看,邵燕祥趋于文人的激昂之调,而张志民完全是乡土气的。他们后来都走进文化的队伍,诗风各自不同。从诗坛的格局看,张志民这类的诗人,后来很少出现。他的成名作《王九诉苦》《死不着》,以农民的口语为诗,底层百姓的苦难写得一唱三叹,是《王贵与李香香》后难得的作品。而晚年又以大众的笔触,写民间的哲思,至今都被人所念及。

坚守始终与时代同行的初心

  我在90年代多次见到张志民。他为人低调,是文坛少有的真人。记得看过他写的《祖国,我对你说……》,感情颇真,是沧桑里的暖流,于精神洞穴流出无边的爱意。他的吟咏自有特别之处,责任感和平民化的文字,与40年代的作品是同一结构的。这种不变的韵律,在我那时候看来,与时代的风气很是不同。

文 | 康春华

  张志民生活坎坷,但真诚之色不减。写诗是生命的一种表达,他的作品,没有士大夫痕迹,乃乡野的气息的流转,是泥土里的声音。也没有象牙塔的腔调,词语来自于寻常之处,围绕百姓的命运歌之、哭之。他的创作经历了三个时期,40年代的作品有大众解放的渴求,我们能够感受到和赵树理相呼应的传统;50年代与60年代则转为对新生活的歌咏,与郭小川一样真诚为文;80年代,他的诗歌调子一变,思想性增强,多了苍润淋漓之感。我看新近出版的《张志民诗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感到他的真挚与厚道。他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书写、对历史悲剧的读解、对同代人的曲直之径的描绘,没有流行的调子,都是心里流淌出来的歌,爱憎分明,情系苍生。这些口语化的哲思,自然而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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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诗有民歌风,谣俗的味道飘散其间。有的近乎打油,但绝无卖弄与扭捏之情。有的显得过于清浅,但也露出赤子的纯然。他时时以百姓的身份为文,喜欢人间的单纯。《秋到葡萄沟》几乎没有杂质,《秋风过太行》乃天人之际的冥想,《祖国,我对你说……》是沧桑里的独白。他的格言体的小诗,是典型的民间智慧的挥洒,自况和冷思,写着他人格的本色。

问:在上世纪80年代初,您的诗作《干妈》获得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作奖,并逐渐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您是从何时开始写诗的,主要诗歌启蒙来自何处?

  《张志民诗百首》的忧患之作甚多,我在其文字里读到杂文的味道。他抨击时弊的作品分量不轻,显示了老战士的激情。1981年,他看到一些干部腐败的住宅,直陈其弊,叹息早年的风气不再。参观古迹,不是好奇于皇家园林的大与华贵,而是思考主奴文化的生成。他读史,民本的意识浓浓,乃正义之思的流动。而思考自然山色,注重的是没有雕琢的存在。那些作品都是内心感受的产物,直白而真切。伪饰与绅士气,他是不喜欢的。《石景和石台》是最能代表其思想的诗句,他说,自己不喜欢名园的石景,对御笔石刻亦无感觉。文人的题吟则多是酸腐的。他喜爱的是村口的石台,“它默默地摆在那儿/从不需要/画家的临摹/诗人们的问津/这里不刊登/名家的颂词/但发表人民的评论/祖先们/曾在这里/说功道过/儿孙们/仍在这里/评论古今”。这种以百姓口吻写百姓思想的诗歌,可能不登大雅之堂,没有布尔乔亚的味道,但却是带着热气的、人的真的声音。艾青说他是“林中的一棵大树,根深叶茂”。不是没有道理。

叶延滨:我是属于上世纪“老三届”插队的那一代知识青年。1969年春节后,我到延安插队,住进生产队饲养员的家。他的家境很不好,仅有一孔没有窗户的窑洞,关上木门就什么也看不见。虽然生活动荡不定,但我始终保持读书和写一点东西的习惯。1973年,我向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投稿。投稿杳无音信,我仍不断将稿件装进信封投进邮筒。当过农民让我知道,种不种在己,收不收靠天。年底我收到从《解放军文艺》寄来的厚厚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是整齐编号的退稿,还有一封编辑写的信,内容大意是说,我是他见到的最努力的作者,相信会成功。没说写得怎么样。签名:雷抒雁。1974年春节后,我得到邀请,参加陕西诗歌创作座谈会。王丕祥老师对我很热心,让我当刊物的见习编辑。我可以到图书资料室借阅封存的资料。在这段时间,我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所有能读到的诗集。我觉得这个图书资料室就是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圣地。这些文学阅读以及底层十年的生活经验,让我开始了诗歌的写作。

  许多人欣赏张志民,孙犁就与其关系较深。他们的往来书信留下了许多故事,都是那代人精神的记录。孙犁晚年读书甚多,从书本与现实间的对话建立了诗意的空间。张志民则少有那些书趣,喜欢从现实中提取意象,远离的是书斋气。也许我们会觉得与传统的文脉存在距离,但从实际里提纯的诗情,照样有引人思考之处。张志民欣赏孙犁,自知走不了孙犁的路,但那种从苦难里表现温情的表达,他深以为然。在《赠孙犁》一诗里,他写道:

问:您参加了1980年第一届青春诗会,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参加青春诗会对您后来的创作又有怎样的影响?

  车过雄州望安新,惊见淀水化陆沉。

叶延滨:参加青春诗会前,我在《诗刊》发表了一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这是我进入青春诗会的入场券。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着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第一届的讲课老师阵容强大,包括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等。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着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给17位青年诗人讲课,相互交谈、对话、讨论,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此时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人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对于我个人来说,参加青春诗会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我写延安房东干妈的诗作《干妈》,就是在这次活动中被邵燕祥老师挑中并刊出的。

  有情最是孙君笔,留得芦花永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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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虽然和其审美的路径不一,但在乡土气和大众意识方面,有诸多交叉的地方。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写出了古老的民魂。我忽记得邵燕祥谈及他的一句话:“这是一个真正的好人,索之当世,已不易得”。那一代人的闪亮点,或许就在这里。

1980年8月第一届“青春诗会”合影

  大约是1997年的夏天,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举办关于他的诗歌朗诵会。那一天他拖着病身来了。在回答大家的提问时,一再强调民本意识,写作不是自乐,而是系天下之安危。许多青年未必了解他的深意,我自己当时就和他在不同的语境里。那一刻我试图去读懂他的世界,不过还是有些隔膜。直到今天,他的诗选问世,重读其作品,才知道他远比我先前想象的要丰富。这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诗人,从来没有脱离大地的怀抱,那些散着草根味的词语,值得我们再次细细品读。

问:从《星星》到《诗刊》,您曾当过多年的诗歌刊物负责人。在这些经历中,您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选稿:丛山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孙 郁

叶延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参与主持《星星》后,把推出青年诗人、重点扶植有实力的中青年诗人作为办刊方针,让《星星》成为青年诗人进入诗坛的入口,接纳不同的风格流派。作为编辑,我的体会就是:一要对新事物敏感,二要对不同的艺术流派尽可能地宽容和理解。《星星》正是以其包容性,推出一批又一批青年诗人。1995年我被调入《诗刊》工作。我在诗刊先后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工作了14年。在中国作协和中国出版集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诗刊》在诗歌类期刊中一直处于领军位置。我们国家有着悠久而优秀的诗歌传统,我们要再创耀眼的诗歌辉煌,《诗刊》《星星》等刊物始终是诗人们的精神家园。

问: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认为70年来的诗歌总体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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