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先生从贵州大学图书馆搜集了一批革命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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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顾廷龙为张元济生前文献整理和生平研究的功臣顾廷龙自1939年夏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之后的近六十年中,始终生持“只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学术旨趣,曾先后纂辑、汇编、整理了张元济的多类信札、序跋和目录,撰写了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等多篇论文。1980年代起,撰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张元济书札跋》《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祝贺商务印书馆百龄大庆》《我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张元济年谱序》《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等多篇文章。1997年 12月增订本)、《张元济日记》(1981年 9月)、《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 10月)、《近代出版家张元济》(1984年 11月)、《张元济诗文》(1986年 10月)《张元济年谱》(1991年 12月)、《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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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合众图书馆——纪念合众图书馆创办80周年

关键词:张元济;顾廷龙;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古籍;年谱;学术;先生;序跋;创办

顾廷龙题签的部分张元济研究文献

合众图书馆对于进步书刊,包括共产党早期文献及革命史料,亦有蒐集。这些都是他处不经见之珍贵革命文献,其品种与数量,在国内外首屈一指。顾廷龙先生搜集、保存革命文献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如抗战胜利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有一次,顾先生从贵州大学图书馆搜集了一批革命文献,将其秘藏在合众图书馆的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以免被人发现,直到解放后才取出。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派员到上海征集有关革命史料,他们在许多地方空手而归,却在“合众”觅得一大批珍贵资料,视为至宝。惊奇之余,他们不住夸顾先生“真有远见”。

作者简介:

张树年先生题赠上海图书馆《张元济年谱》

今年是图书馆事业家顾廷龙先生应邀主持创办合众图书馆80周年。在抗日烽火中为抢救历史文献创设的合众图书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成为重点为专家服务的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在上海“孤岛”时期诞生的合众图书馆和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在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

1956年10月31日庆祝张菊老九十生日摄影,前排中坐者为张元济,第二排左起第二人为顾廷龙,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张树年、第三人为张人凤。

藏书保存国粹,亦保存革命文献

  张元济(1867—1959)与顾廷龙(1904—1998)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张元济在其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与顾廷龙在文化事业和文献整理上形成了忘年之交,成为中国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和出版事业史上的佳话。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所到之处,中国文化事业遭空前破坏,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亦损失巨大。据战时全民通讯社调查,卢沟桥事变后,公共图书为日本侵略者掠运,北平约20万册,上海约40万册,天津、济南、杭州等处约10万余册。“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上海市中心区图书馆毁于日本侵略者炸弹之下,南市文庙市立图书馆、鸿英图书馆等图书馆,亦散佚甚多。私家藏书,如江浙藏家上元宗氏咫园、虞山丁氏淑照堂、吴兴刘氏嘉业堂、平湖葛氏传朴堂、扬州王氏信芳阁、杭州王氏九峰旧庐、上海松江姚石子收藏等,先后遭劫。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

  始于合众图书馆的情谊

张元济与顾廷龙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张元济在其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与顾廷龙在文化事业和文献整理上形成了忘年之交,成为中国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和出版事业史上的佳话。

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沦丧,上海的一些文化志士,悄悄展开了一场保护图书文献的事业。郑振铎、徐森玉、张寿镛等人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利用“庚款”的基金,为在重庆的中央图书馆抢购了大量善本。而叶景葵等先生也在策划着全新的名山宏业。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始于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当时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主要有叶景葵(1874—1949)、张元济和陈陶遗(1881—1946)三人,其中张元济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叶景葵因张元济为其整理家藏而萌发欲以其个人藏书为基础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保护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旨意:“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十万(已足),加募十万(已足)。(此二十万为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述及了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和理事会主任和总编纂人选:“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4月)可见,张元济实为合众图书馆创办动因并与叶景葵等一起成为主要发起人,而顾廷龙作为合众图书馆的总编纂(后定为总干事)便与张元济开始了二十年的文化交往。

始于合众图书馆的情谊

叶景葵(1874—1949),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九年应会试中第七名进士,时29岁。为赵尔巽所赏识,随官于山西、湖南、盛京、湖北等地,辛亥二月调部署造币厂监督,实授大清银行正监督。后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董事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等职。

  因叶景葵和张元济年时已高,故创办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有志节的青年专业人才来具体主持,叶、张两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顾廷龙。1939年3月至6月,叶景葵曾连续十次发函顾廷龙,切盼顾廷龙南下迅速料理合众创办事务。在燕京图书馆热请挽留、顾廷龙一时不得脱身之际,张元济情真意切、分析入理的信函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39年5月25日,张元济致顾廷龙信函中云:“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諠,久深企仰。先后获诵鸿著《愙斋年谱》《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尤钦渊雅。近复承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30期一册,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纠讹正谬,攻错攸资,且感且佩。蔽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待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兼颂起居。”(《张元济书札》)接到叶景葵、张元济的邀请函后,顾廷龙于1939年4月10日复函叶景葵:“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征?!及今罗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将来。”并谓“菊老素所仰慕,曩在外叔祖王胜老斋次曾瞻丰采,忽忽忆十年矣。”并在信中表达了“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的志向和抱负。(《顾廷龙致叶景葵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1956年3月31日,顾廷龙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叶景葵来信说:‘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赞许。’张元济亦来信相促,使我异常兴奋。”(上海图书馆藏顾廷龙档案)学术前辈们的高度信任与期望,给顾廷龙极大的鼓舞与激励。在叶景葵坚邀、张元济的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顾廷龙终于在1939年7月17日,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之职后,南下至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成为顾廷龙一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始于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当时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主要有叶景葵、张元济和陈陶遗三人,其中张元济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叶景葵因张元济为其整理家藏而萌发欲以其个人藏书为基础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保护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旨意:“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十万,加募十万。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述及了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和理事会主任和总编纂人选:“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可见,张元济实为合众图书馆创办动因并与叶景葵等一起成为主要发起人,而顾廷龙作为合众图书馆的总编纂便与张元济开始了二十年的文化交往。

1939年的春天,日本侵略之势愈炽,上海四郊已经沦陷,叶景葵目睹珍贵文献被日、美等国多方搜罗以去,很觉痛心,因此发愿创办私立图书馆,但自知非一人之力所能举办,特商请张元济、陈陶遗两先生一同发起,取众擎易举之义,命名“合众图书馆”。

因叶景葵和张元济年时已高,故创办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有志节的青年专业人才来具体主持,叶、张两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顾廷龙。1939年3月至6月,叶景葵曾连续十次发函顾廷龙,切盼顾廷龙南下迅速料理合众创办事务。在燕京图书馆热请挽留、顾廷龙一时不得脱身之际,张元济情真意切、分析入理的信函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39年5月25日,张元济致顾廷龙信函中云:“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諠,久深企仰。先后获诵鸿著《愙斋年谱》《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尤钦渊雅。近复承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30期一册,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纠讹正谬,攻错攸资,且感且佩。蔽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待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兼颂起居。”接到叶景葵、张元济的邀请函后,顾廷龙于1939年4月10日复函叶景葵:“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征?!及今罗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将来。”并谓“菊老素所仰慕,曩在外叔祖王胜老斋次曾瞻丰采,忽忽忆十年矣。”并在信中表达了“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的志向和抱负。1956年3月31日,顾廷龙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叶景葵来信说:‘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赞许。’张元济亦来信相促,使我异常兴奋。”学术前辈们的高度信任与期望,给顾廷龙极大的鼓舞与激励。在叶景葵坚邀、张元济的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顾廷龙终于在1939年7月17日,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之职后,南下至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成为顾廷龙一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叶先生深知做任何事业,最重要的是得人,办图书馆,首先是主持创办人员的选定。叶先生的目光聚焦时在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先生。

密切的学术交流

叶景葵先生邀顾先生前来主持创办私立的合众图书馆不是偶然的。

合众图书馆创办之初,顾廷龙与张元济、叶景葵围绕合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是否采用《四库全书》四部分类法进行过讨论。顾廷龙认为,图书馆工作以图书分类最重要,由于古籍多属综合性质,完全采用近代学科分类,往往不切实际。叶景葵虽赞同四部分类法,但也提出了内心的疑虑,他认为:“惟中国文化日渐发展,新出之范围不仅哲学一门难以归纳。譬如蔽藏所有《殷虚书契》各编,既不能归入小学,又不能归入金石。又如《汉晋西陲木简》,非金石,又非雕刻。又如《安阳发掘报告》,及《城子崖》《貔子窝》诸书亦不能以地理古迹包括之。又如各种学报,各种季刊周刊之类,似非丛书。又如教育学、心理学、美术学之类,亦在国粹范围以内。中国地质地文之类,非地理所能概括。细思问题甚多。”叶景葵所提出的以上种种问题,在当时图书馆界文献分类中是一个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科学文献等的大量产生,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开始受到冲击。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1904年徐树兰编《古越藏书楼书目》,1919年陈乃乾编《南洋中学藏书目》,均突破了四部分类法,另辟新路。特别是1933年至1936年柳诒徵等所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分为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对四部分类法进行了改良。顾廷龙十分赞成当年江苏省立图书馆采用《四库全书》分类法而加以扩充的办法。此事后由张元济讨论定局。张元济对顾廷龙的建议展诵再四,认为“具见虑周藻密”,并就采用四部分类法复函顾廷龙谈了自己的想法:“《四库总目》疵类诚多,然本馆收藏既以国粹为界,《四库》奉行已久,且集历代之大成,鄙见既已奉为准衡,则凡《四库》已收之书,原属之类,似不必加以移改。移改究属少数,或去或留,事有未周,言之亦难成理。至于近出之书,无可比附牵合者,则以增析济其穷。原表所增所析,经阁下再三斟酌,自无可议。”这样,合众图书馆图书分类的重要业务在张元济远见卓识、颇具智慧的指导下确定了下来。记得20世纪80年代前期,笔者在问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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