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就像是在此座小城里无论哪个人家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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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四年,正是国共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苏北农村的老百姓生活十分艰苦。人们普遍是衣不遮体,食不裹腹,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时,村里已有好多人家断粮了,靠挖野菜、吃树皮在维持活命。还有好多人家已经关门上锁,出门讨饭去了。
  在那个年月,为了一把豆子,一个山芋,用命都有人换,偷粮抢粮现象更是频繁。王大脚便是偷粮难民中的一员。
  
  一
  时值严冬,冷月惨淡,西北风在茅屋外呜咽着。草堆头上的塑料纸被撕扯得呼啦啦地直响。空落落的鸡圈、猪圈东歪西斜地在风里哆嗦着。
  茅屋内的破木床上有对老头老太在小声音地嘀咕着。
  老太说:“孩他爹呀,你说咱这粮食藏在床肚下安全不?”
  老头说:“咱这两间茅屋里,最安全的地方就数床肚了,我看没问题。”
  可老太的心里还是不踏实。爬起来把床肚下的粮食坛子掏了出来,扒去层层缠绕着的稻草,紧紧地抱在怀里,才踏实地睡去。
  午夜时分,一个人影从草堆旁闪了出来。一双眼睛骨碌碌的四下里转了一圈,确定没人时,把脚上破落的芦絮鞋一脱,塞进草堆肚,才光着大脚,猫着腰,抖抖嗦嗦地朝茅屋走去。
  那人走到窗户前,先侧耳细听了一会,接着又伸出舌头,在窗户上舔出了一个“猫眼”。“猫眼”内,老俩口挤在一张破床上,裹着一床已经冒出棉絮的破被子睡着了。老太怀里的粮坛子滚到了床一边。那人心里“咯噔”了一下,上牙齿紧咬了一下下嘴唇,坚定了来时的决心。
  那人掀开柴门帘,闪进屋内,把老太的坛子拎走了。那坛子很小,坛肚只有一只汤碗粗,拎在手里很轻。那人的心里有点失落。
  他拎着坛子,闪到草堆后,急忙撑开上衣口袋,把粮食一粒不剩的装进衣袋里。
  
  二
  那人叫王大脚,是村里众多光棍汉中的一员,今年四十岁,家里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和他相依为命。
  话说,王大脚回到家里,急忙关上门插上门闩,从衣兜里掏出几把米放进锅里,加上水后就急急地坐在灶堂前开始生火煮粥了。水一开,米香就飘满了屋子。
  王大脚没等粥熬透就迫不及待地揭开锅盖,诱人的米香扑鼻而来。他抓起勺子捞了满满一勺米粒就往嘴里送。因为喝得太急,他捂着被烫的嘴巴,嗷嗷直叫。
  突然,外面有人走动的声音。王大脚立即吹熄煤油灯,双手捂住衣兜,然后弓着腰躲到门后从门缝里向外望。
  月色下,队长和其它几个人正站在门外喊“大脚,大脚。”王大脚吓得气都不敢出。
  “烟囱呼呼地冒烟,里面咋没人?”队长很不高兴地说,“大脚,刚才的事我全看到啦,你要不开门,别怪我把你的丑事全抖出去。”
  王大脚无奈地开了门。队长一进屋鼻子就一抖一抖地,问:“煮什么吃啦,这么香。”王大脚吓得没敢着声。
  其它几个人又是掀被子又要去揭锅。
  “干什么,干什么,一个个像饿死鬼一样。”队长大声喝道,“这可是人家,都他娘的给我滚出去。”
  那几个人被队长连拖带拽地轰出了门。
  “队长,我已经两个月没吃过一粒米了,饿得实在难受,这才……才……求您不要声张……”王大脚结巴着说。
  “大脚兄,有好吃的分我一口吧,我也几个月没闻过米香了,这不,半夜饿得慌,连觉都睡不着。”队长可怜巴巴的把脸凑过来说,“你放心,这事全当我没看见,这年头保命要紧,谁还管得了那么多。”
  “队长,就这么多了,咱们一人一半吧,您看中不中?”王大脚松开了紧捂的衣袋,可怜兮兮地说。
  “中中中”队长看着白花花的大米欢喜得不得了。连抓了几把装进上衣口袋,然后双手攥住口袋嘿嘿地笑着走了。
  队长一走,王大脚把剩下的米赶紧倒在一只破瓷碗里,塞到灶堂后的稻草里去了。走到锅台上抓起勺子又开始滋溜滋溜地喝起粥来,喝了一勺又一勺,盛到最后半碗米汤时,王大脚用勺子在锅底铿哧铿哧地刮来刮去,发出刺耳的声音,恨不得连铁皮都刮下来,填进那依然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去。
  突然,躺在床上出气已是细若游丝的王老太突然“哼”了一声。王大脚这才想起自己的老娘也饿得快不行了。一望锅底,只剩下一些照见人影的稀汤了。
  “我真该死啊,真该死啊,老娘,我对不住你啊!”王大脚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赶紧把那半勺米汤端到王老太的床头。
  老太太已经喝不进米汤了,还把喂尽嘴里的米汤吐了出来,流了一脖子。
  “妈!你咽呀,快咽呀,咽下去就有命了”望着瘦得皮包骨的老娘,王大脚的眼泪扑哧扑哧地就下来了。
  “娘啊,您是不能喝还是不肯喝啊?儿子知道,李妈是咱家的恩人,我不该偷她家的救命粮。可这年月,咱不偷就得死啊!你知道不?村子里已经有好些人饿死了。我们不能坐着等死啊!”
  王老太的眼窝里滚出两颗眼泪,打在冰凉的柴席上。终于,老太太头一偏还是咽了气。
  
  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有村人饿得拄着树枝做的拐杖到田埂上寻野菜去了。人们看到王大脚背上的王老太一点也不惊奇,只是摇摇头,叹口气而已,接着又去寻野菜了。王大脚哭着把王老太埋在了村东头的乱坟岗上。眼泪还没抹干就听到村子里一阵嘈杂声。
  王大脚不知何事,急忙朝村里跑去。快到家门口时,发现家门口围着很多人,乡常备队队长朱大年正扯着大嗓门朝屋里喊:“王大脚,你个偷粮害命的孬种给我出来,你躲哪去?老子今天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你掏出来。”
  王大脚吓得调头就跑,被村民周大宝发现了。周大宝扯着嗓门大喊:“偷粮贼王大脚要跑啦,快抓住他啊。”
  王大脚饿得头晕眼花,再经老娘一去,哪还有多少精力跑。没跑几步就被朱大年手下人给抓回来了。
  王大脚被双手反绑揪到了朱大年的面前。朱大年咬着牙,裂着嘴,对准王大脚的脸,“啪啪啪,啪啪啪……”甩了十几个响亮的耳光。把王大脚打得脑袋像炸了锅。
  王大脚扑通一声,跪倒在朱大年面前,头像小鸡啄米似的在泥地上不停地磕着:“队长饶命,队长饶命,是我该死,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
  “去你娘的,还下次呢,你这辈都不会有下次了,老子今晚把你揪回去,不把你打个半死,也要让你缺胳膊少腿,叫你以后还敢不敢再偷人家东西。”朱大年大骂道。
  旁边几个手下人把王大脚围在中间。这个朝他脸上掴来,那个朝他胸前揣去,后面的人又对准他的腰部猛踢。王大脚的左眼被打肿了,嘴唇破了,血上又沾了许多泥巴。
  “走,把人押到乡里去,不让他少条胳膊缺条腿他长不了记性。”朱大年手一扬,手下人揪起王大脚就走。
  这边周大宝看不下去了。周大宝和其它几个人昨晚窜到王大脚家,本就想弄口吃的,没想到一口水没喝上就被队长轰出来了,便怀恨在心,当晚就跑到乡里告了王大脚的状。他们的本意也就想教训教训王大脚,没想到朱大年来真的了。他知道,朱大年本就是流氓出生,王大脚要是被他带走,肯定凶多吉少。
  他连忙走到朱大年跟前,弯着腰说:“朱队长,其实王大脚这人不坏,去年冬天他还救过我落水的儿子。他偷东西是不对,您简单教训一下就行了,人不带走行吗?”
  “你他娘的,告状也是你,放人也是你,你耍老子啊。”朱大年甩手狠掴了周大宝两个耳光,“兄弟们,走!把人带上。”
  不久,从乡里传出话来,王大脚残了,两条腿全被打断。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物的命运带有太多时代的烙印,或悲苦,或灰暗。他们无力与之反抗,无力与之作正面冲突,他们只能黩默地承受,承受生命之无法承受之重。   

我出生在1950年代尾巴,当时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时刻,但是人们基本生活还是没有完全转变,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多,想吃饱那是不太可能的,能吃上一口能充饥的东西,在那个时候,都是莫大的幸福。而我恰巧出生在了这样一个荒凉的年代,从小便没什么奶水喝,饿得是面黄肌瘦,连哭声都十分微弱。父母时常担忧能否将我养大。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比我大点的姐姐,她亦是瘦瘦小小的,营养不足。在当年,大家吃的都是食堂的饭,你出去工作了,就能换到一点口粮,这点粮食也算十分可贵了。姐姐年纪虽小,却也天天饿着肚子出去做活,以求能换一点米饭红薯或者野菜馍馍,而后,她悄悄剩下一些,用布裹了偷偷带回家,煮成米汤或糊糊,代替奶水,一勺一勺喂我下去,才能让瘦弱的我在那个时候得到一点存活的希望。
除却姐姐,母亲当时同样为了我而操碎了心。虽然我能吃上一点姐姐带回的食物,却依然饿的直哭,揪疼了母亲的心。为了能再给孩子们一点吃的,母亲想遍了办法。那个时候母亲常常天天半夜跑出去,跑到山沟沟里,摘地上的野菜,或者任何可以入口的,那个时候,即便是一片烂掉的红薯叶子,也是母亲必须要捡的宝贝了。摘了野菜后,母亲将它们煮了混进米汤里,一口口喂给嗷嗷待哺的我,才不至于让我早夭。除了野菜,母亲还另想了个法子,她每天省下一两粒米饭,当做捕鼠的诱饵,等到有老鼠上钩后,忙抓来煮了,剥皮去内脏,给孩子们吃。可能在现在的人看来,这种行为不可思议更是不卫生,但在那个时候,一只老鼠,却是我们家的珍馐了。现在每每想起母亲,心理总是无尽的爱与感激。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啊!
在我4岁前,几乎没怎么体会过吃饱的滋味,路上但凡可以入口的,树叶树皮蚯蚓,差不多都没有了。尤是如此,每天情况仍是不容乐观。儿时粮食匮乏的经历是当代许多人从未体会的,而正是这样的经历,才带给了我对于农村,农物不一样的认识,才对我现在的梦想,造成了诸多影响。

在我越来越模糊的童年记忆里,王大脚无疑是和老戴头一样具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人物,如果老戴头是位神圣的不死之人,那么王大脚就是位了不起的通灵大师,虽然我只能够了解到的,仅仅是他们漫长生命的瞬息片断,远远重构不起一个真正完整的个人史实,也不可以书写出较为翔实的个人传记,尤其是对于我来更加不熟悉的王大脚,在我那已经经过时光不断修饰、不断篡改又不断纷至沓来的记忆里,她早就遁入某种神秘的时空隧道当中,或者说她压根儿就不是个普通人,不是骗人的跳大神的神婆,而是个拥有特异功能的能人,是位浑身散发着诡异与肃穆的老萨满(注1),她的身边总会缠绕着我这类肉眼凡胎看不见的狐仙柳鬼和六丁六甲,谁都无法阻挡她和他们的亲密交流。可是再仔细回溯时光,我却发觉除了一些耳濡目染、时隐时现的传闻,就再也不知道她的其他消息,包括她的祖籍和具体姓氏,以及她的民族成分、她的家族和她的子孙,甚至不知道她到底在这座城市的什么位置居住,而只知道她很神奇,知道她对白事(注2)老礼儿的熟悉,似乎无所不知,既懂得传统的老礼儿,也能够借助无边的夜色从鬼魂那里打听到她想要知道的事情,包括死者极其秘密、生前无人知晓的隐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家还居住在铁西,居住在邻近啤酒厂的那赫赫有名的大楼院里,那幢俄式两层建筑里居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大多是普通铁路员工,间杂着一户两户所谓的干部,也间杂着一户两户地方职工,比如后来调任到牡丹江的隔壁赵家,他就是一位铁路地区的干部;又比如仅和我家相隔一户之地的小老王,他就是电业局的,育有一儿一女。他的老婆姓宁,体态庞大,身高大约一米七,嗓门宏亮,还戴着近视镜,她足可以把不到一米六的瘦弱的小老王装到自己的皮囊里,甚至还绰绰有余。据说,一次,小老王的老婆突然昏厥,倒在地上,还是邻居老付婆子踮着小脚,匆匆忙忙穿过铁路,到街里找到王大脚,又掐又捏,才把她重新救了回来。
  那个时候,年幼的我并不懂得许多,只知道能把一个人救过来很了不起,特别是看来已经死去的人,能够做到这点,无异就是再世华佗和扁鹊。而关于王大脚的另一个传奇则是一位比我大一些的孩子胳膊突然脱臼,到医院都没弄好,被着急忙乎地送到她家,只被她轻松地说了句话,引开那孩子的注意,就嘎嘣一起把脱臼的胳膊安了回去。自然,为孩子接骨了不起,救了个看似死去的人了不起,但最了不起的还是王大脚的另一项尽人皆知的能耐,那就是似乎在这座小城里无论谁家死了人,她都会出现,帮忙擦试身体,换衣服,还张张罗罗地指挥死者家属应该按什么礼数来送走被阎罗小鬼勾走的亲人。
  影影绰绰,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这位如雷贯耳的大人物,是在花园路上。那个时候,还没有花园路这个名字,市民们只是习惯将这条平坦的土路叫做“街”,东侧是东街,也是想当然的街里。街里有家溢满酱油味道的公私合营的商店,有墙壁上挂着波涛泛起的海浪图案的五金商店,有略显空荡的百货商店,有里面摆放着诱人的玻璃柜台的串糖葫芦般两三个房间的食品公司,也有家令人直咽口水的国营饭店。西侧是西街,也是迥然不同的乡下,泥坯房,油坊和火锯房子,而铁路车站和大白楼虽然也在街的西侧,却因为给一条铁路阻隔,于是被约定俗成地划归于东街。
  据说,百年前的绥芬河,东街已经俨然成为类似于租界的特殊区域,数以千计的洋人,主要是俄罗斯人生活在那种欣欣向荣的繁华里,建筑房屋,经营商业,还在三合林设立使馆区;西街却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农村,偶尔会有十几户朝鲜人交杂其间,处处绽露出贫穷与贫困,只有那个俄罗斯人的啤酒厂和啤酒厂俯瞰下的人工湖泊及湖泊北边的火力发电厂才算是拥有了一种近现代乡镇情调。久而久之,东街的居民自然觉得比西街优越,就像北京人和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或者就像印度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自诩的优越一样,在他们眼里西街的居民虽然不是首陀罗或者达利特注3,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和自己,或者自己的街坊相比,这种情形即便经过人民政权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也不曾改变,因为毕竟那些吃公家饭的大多住在东街,而靠天施舍的农民大多住在西街,虽然在我的记忆里无论东街还是西街的路逢到雨天都同样泥泞不堪,遇到雪天则溜滑溜滑的。至于王大脚,当然也是东街这片的,是位受人尊敬的老者。若干年以后,我悄悄反思起自己的童年,认为如果不是过于内向,不那么沉醉于自我的世界,敢于走出家门,敢于走出大楼院,就一定能够见识到更多的人,经历到更多的事儿。可是我一直被一道无形的墙封锁,以至于到了二十四五岁还是那样的孤陋寡闻,缺少主见,更不曾离开过绥芬河这座小城。我想,那天如果不是母亲哄着我,背我到街里,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那个女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王大脚。
  “灿兰,这是你儿子?”走到铁路卫生所附近,她突然出现在拐角,大着嗓门问道。
  “婶子,这是我的小儿子。”母亲回道。
  “小儿子都这么大了?”说着她上下打量我一圈,然后继续大着嗓门说道:“都多大了,还让妈妈背;老让妈妈背,那妈妈多累呀!”
  即便过去了四十几年,我还能够回忆起那个瞬间。我一边扭捏地滑下母亲的脊背,一边偷偷向她瞥去。她穿件斜襟的蓝褂子,黑布的裤腿角突然收紧,自家纳的黑布面的鞋,脑袋后简单地盘个俗称疙瘩揪的发髻,手里捏着个大烟袋锅儿,两只脚形成外八字。这种打扮,即便在相对闭塞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算是另类,就像从时光隧道穿越过来的一样,所以我才会记忆深刻。然而,我是如何得知她就是王大脚的,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或许是从某位路人和母亲的闲谈中,或许是母亲告诉我的,或许是回家后母亲和父亲片言支语里泄露出来的,也或许是我仅仅凭借直觉感应到的,当然或许是她来到我们这个大楼院抢救小老王的老婆时我才恍然知道的。
  现在回忆起来,我似乎还能看到那双大号棕子般的脚,并且在幻觉里一遍又一遍地审视过去。我并不认为她的脚比常人大,但的确有些异样,否则不会和棕子联想起来。她的脚,从脚跟到脚趾类似于一个不规则的大三角,一路尖下去,这样一来拱起的脚面就突出于视觉,形成奇怪的效果。这样想来,我忽然感觉到她的脚并不比别人大,甚至还要比其他人,比如我母亲的脚略小一些。而在此之前,我想当然地认定王大脚的脚一定要比别人的大,以至于随着这个印象,我在脑子里勾勒出一个脚丫硕大的女人,她的脚甚至可以和她的身体相当,每走出一步,就会有惊鬼魂泣天地的效果,所以她才不惧邪,敢给死人擦洗身子,换衣服。但那次的狭路相逢,意外击碎了我的幻想。
  我一直不清楚王大脚是如何召唤鬼魂的,也从没亲眼目睹过。在我的想象里,那些跳大神的通常会鼓起噪音,将整间屋子弄得烟雾缭绕,然后唱着二人转,突然口吐白沫昏厥在地,然后就被某个鬼魂附体;等到再次口吐白沫,悠悠醒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只剩下精疲力尽了。不知怎么我认定她具有那种本事,或许这只是一个莫须有的臆想。
  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1976年,或者稍晚的1977年,我曾站在昏暗的屋子里看母亲和两位邻居请箩仙儿。那时虽然有电灯,但电力不足,三天两头停电,于是一盏由小碟和自家捻起的棉线组成的油灯成为暗夜里一线昏暗的光明。按照老付婆子的吩咐,母亲在面板上撒层小米,垂头喃喃低语。随后竖在箩边的筷子在缓慢划动,歪歪斜斜地形成一个图案,或者一枚疑似象形文字,或者只是一断无法想象的曲折的线断,这全凭昏暗灯光下的老付婆子的随意解释。自然,年幼的我并不知母亲究竟要向那位箩仙询问什么,但我知道所谓的箩仙应该是那位被神话了的伟大领袖,也知道周围的街坊,尤其那些老太太们都相信箩仙下了凡,微服私访般地考察着人间疾苦。偶尔我在想,也许鬼魂真的存在,因为在我相对漫长的童年,每当头疼感冒了,或者哪里不舒服,忧心忡忡的母亲就会拿着饭勺,走到门外,一边不断敲打门框,一边高声呼唤着我的乳名,呼唤我回来吃饭;卧在床上的我听到母亲的呼唤,需要赶紧答应,这样就会把四散流落的七魂六魄重新聚拢到那具皮囊里。
  经过母亲长期的耳濡目染,我一度相信小孩子能够看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就像那个流传已久、亦真亦假的逸事,说一个小孩子跟随父亲出门,却无论如何都不上船,还哭闹着说船上的人都没有头。最终他如愿地滞留在岸上,可次日他的父亲就不再满口责骂,因为那条船没驶出去多久就出了事故,颠覆了,整条船没有幸存者。我不清楚这个故事的真伪,在我短暂的四十七年生命历程中,听过无数似是而非的流言,每一个流言都有相互矛盾又扑朔迷离的版本,却鲜有谁去考证。我想,同样也没有谁能够去考证时光深邃处真正王大脚,而我也不能确定她到底能不能通灵。坐在花园路那所住宅的窗前,垂头凝视向来来往往的车辆行人,我甚至对自己突然想到王大脚这位小城传奇人物感到奇怪,更不明白自己凭什么把她归类于通灵者的行列中。
  说到通灵和看相,其实在我的家乡,或者说地球上每个人大约多多少少都体验过,即便没去算过卦,没去破过劫,也见过几个算命的,见过几位阴阳师,他们大多是在招摇撞骗,也有少数是自娱自乐,比如我家的邻居,那位五短身材的小老王,他就自诩为擅长看相,天长日久也就相信自己真的有那本事。某个闲暇晴朗的星期天,他搬张小板凳,坐在门口,煞有其事地凭借一张张迥然不同的掌纹来为我们这群孩子勘测未来。我至今还能记得,他捏住我的手指,对我说,将来我的媳妇儿定是位中专生。小老王也一度对比我大一些的女孩子讲,如果要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还需要脱掉衣服,看遍身体每一处痣痦的位置,现在想来他未尝不是起了色心色胆,当时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谁会上当,否则他准会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从而被游街示众。
  此后,并不漫长的岁月里,我又见过大约十几位类似的卦者或通灵者,他们大多是女人,只有居住在清河(注4)的瞎子和开饭店的老臧是男人,前者仅仅会摆摊卜卦,大约并非真的瞎子,后者据说是传承了他母亲老臧太太的本领,身体里藏着狐仙。在我有限的认知里,不知为什么,感觉到那些能卜未来的卦者,除了远在历史传说深处的袁天罡、李淳风和刘伯温,以及曾经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的老臧,其余的都是盲人或者半盲人,这也不能不令我疑惑,难道真是的因为他们泄露了天机,遭到上天的处罚吗?而1993年我刚上班时认识的女同事,前任副市长的妹妹则在一次闲聊时说,她实际上也通了灵,证据就是若干年前做知青时,正倚着大草垛休息,突然看到天边滚过一条金龙,然后就是一声响雷,那条金龙钻进她的身体里。被惊醒过来的她忙问周围的人听没听到雷声,那些人却都摇头,说她中了邪,说她做了噩梦。“从那以后,我就像会点啥一样,能看透许多东西。”最后,她这样绘声绘色地说道。只是她从不曾说过,当年她到底看没看出来自己的副市长哥哥会舍弃家庭妻儿,携着公款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逃亡到异域俄罗斯,从而成为通缉犯,她甚至不能预测到自己此后坎坷多蹇的命运。
  我的那位同事,是我迄今为止认识的第一位自称通灵的女人,此后我周围又先后有两个女人突然之间也自称通了灵,一位是我家邻居那带有先天残疾的女儿,一位是我朋友的未婚妻,她们都自称可以预测他人祸福,但我一直认为那不过是她们生存的手段,或者仅仅为了获取某种社会尊敬,并不可信。多年以后,我回味着这位曾经的同事的话语,不知不觉又联想到了王大脚。那时,在我根深蒂固的思维里,王大脚才是这一行当想当然的与当仁不让的祖师奶奶。
  是的,我必须承认,在我经过自己的想象不断修饰又不断修正的童年记忆里,王大脚早就不是我这类的凡夫俗子,虽然我心里尚存丝缕不可解释的疑惑。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心中的许多疑惑渐渐地释然,例如王大脚所谓的“大脚”不过是相对的说法,动荡的二十世纪初叶至中期的女人们许多都是裹脚的,被称作“小脚女人”,我的母亲也一度被迫裹脚,只是我母亲比较幸运,因为时代的骤然变迁,只遭了几天罪,但是尽管如此,至今她的脚上还有由于那个时期留下的畸形,小脚趾明显向中间靠拢。而比我母亲年长的王大脚,比我母亲大上一辈的王大脚,她那个时代,如果一个女人不裹脚,那定会被嘲笑,定会被歧视,进而有可能嫁不出去,成为人人嫌弃的老姑娘。自然,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夕有一群散布全国各地的新女性坚持不裹脚,著名的廖夫人何香凝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这样想来,我不禁对王大脚肃然起敬,认为她很了不起,要知道当时即便是有文化懂知识的新女性也要顶着巨大的压力才敢于不裹脚,而我,虽然无法探求到她不裹脚的初衷,却能够隐约体会到她的艰辛。也许正是经历了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王大脚才如此见多识广,如此通情达理,从而不惧怕那些死去的人,为他们擦洗身子,换上寿衣,做些祈祷,以便让死者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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