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的南洋小说与编报经历鲜少为人关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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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一次新加坡。有生以来第一次。估计也是最后一次。倘有来生,并且来生新加坡仍在,也许会以某种形式再去一次。但来生的有无,无法证实,无法证伪,所以还是得先把这次记录下来。之于个人倒也罢了,之于历史,没有记录就等于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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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图为传记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1918》剧照。

2018年5月下旬去的。原本没想去哪家子新加坡。实际上作为旅游目的地,专门去新加坡的好事者也鲜乎其有,一般都新马泰捆绑着跑一次。作为我,不知何故,若是柬埔寨尼泊尔,自忖不妨一去。新马泰则硬是上不来兴趣。之前所以专程飞赴狮城,盖因人家有请──彼国《联合早报》联合新加坡国立南洋理工大学举办新加坡文学节,除了迟子建、格非两位响当当的原创小说家,还特意问我这个翻译匠去不去。而且似乎生怕我不去,当即亮出底牌:所有费用全包,外带演讲酬金。住则六星级酒店,行则双飞头等舱,食则南洋风味美食。我一听乐不可支,那哪能不去呢!

「新马泰,新故事」

起先,淳于白没有注意到那幅画;偶然的一瞥,使他觉得这幅画的题材相当熟悉。那是“巴刹”的一角。印度的熟食档边有人在吃羊肉汤——热带鱼贩在换水——水果摊上的榴梿——提着菜篮眼望蔬菜的老太婆——斗鸡——湿漉漉的地——凌乱中显示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新加坡的“巴刹”。淳于白曾经在新加坡住过。

8:55起飞。机票人家订的,没搞清是何国航班。空姐颇具东南亚风情,肤色黑得恰到好处,腰肢“魔”得恰到好处。紧身连衣裙,紧得心惊肉跳,纽扣随时可能四溅开来。每次走过都送来椰子熟透般的果香。大约六个小时后的午后,安全飞抵新加坡。你别说,去酒店路上还真有许多椰子树,巨大的叶片如一把把扫帚把天空打扫得干干净净,椰子果如点在空中的无数个引人遐思的丰满的删节号。不出一小时即到酒店:THE FULLERTON HOTEL,富丽敦酒店。开车接我的联合早报张女士介绍说酒店是由殖民地时代的邮政总局转化而来。果然老派、气派,颇像青岛当年留下的总督府。房间典雅温馨。宽大的写字台,高背转椅,傍晚的阳光透过缥缈的窗纱淡淡播洒进来,恍若童话。单人沙发石侧茶几上放一大盘热带水果、一瓶红葡萄酒。

文、图/武楷斯

对于新加坡读者,刘以鬯《对倒》的男主角淳于白透过眼前的画作回忆起自己的南洋经历,是一段既亲切又饶有象征意味的情节。借助淳于白的视角,小说以蒙太奇式的描述手法,将一幕幕充满“浓厚的地方色彩”的南洋场景展现了出来。如果我们回顾刘以鬯五十年代所写的南洋小说,这些作品也如同《对倒》中的这幅画一样,可以成为我们审视其时新马文学、文化、政治的重要途径。

时间距入夜尚早。我决定先去酒店附近有名的唐人街“牛车水”看看。一辆出租车乖觉地开来酒店门前。司机是一位七十光景的老华人,面色红润,表情和善,头发整整齐齐,衣着干干净净。司机?瞧这形象,比之大学教授都绰绰有余。不瞒你说,我身边的同事大多形容枯槁愁眉苦脸。我夸他中国话、华语讲得真好。“当然得往好里讲啦,不然哪有生意做噢?眼看中国越来越厉害,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识时务者为俊杰!”嗬,识时务者为俊杰!非我妄自菲薄,在中国京沪穗等南北大城市不知坐了多少次出租车,而说出“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般书面语的司机,还一次都没碰上。老先生问我是不是来公干,我回答《联合早报》找我来参加文学节,公干私干兼而有之。

今年五一假期,我用一千块钱飞了三个国家,在吉隆坡旧货市场收破烂,在普吉岛开机车丢钱包,在新加坡夜宿公交车站,这篇文章,便是讲讲这十天有趣的故事,全文共计2627字,阅读时间约7分钟。

刘以鬯1952年至1957年间旅居新马编报。五十年代末,他在新马、香港的报章和通俗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南洋背景的小说。不过,相对于他的上海身份,及其香港经典作品如《酒徒》《对倒》,刘以鬯的南洋小说与编报经历鲜少为人关注。但不论是他笔下的小说人物不时流露的南洋记忆片段,抑或是他后来主编《香港文学》时推动新马华文文学,都证明了南洋经验在刘氏文学生涯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富丽敦酒店敦敦实实坐落在新加坡河畔,同高高尖尖的一色纯白的中国银行比邻而居。河对岸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和邓公塑像。这里据说是新加坡金融中心区。河两岸高楼大厦比比皆是,各色灯光宛如元宵灯会。不很远的远处闪出金沙酒店由三座高楼擎起的船形游泳池。在那么高的“船”里游泳,心情就一定妙不可言?反正我是无法理解也无从想象。当富豪也够折腾人的。反而我觉得在这河边东张西望散步才妙不可言。是的,入夜时分我独自在河边步行道上缓步前行。一身短裤背心跑步的高大丰硕的西方男女,不知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的皮肤黝黑而眼睛特别白亮的情侣。当然更多的是同中国大陆女孩无异的短裙时髦女郎。英语,马来语,华语,交相传来耳畔。波光粼粼,晚风习习,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心情不坏。比爬上楼顶打狗刨好多了!而另一方面,我敢担保,夜幕下的整个新加坡街头,兴冲冲傻乎乎独自散步的男人,笃定只我一个。异国他乡,无涯孤旅,不也别有情致?孤独,但不孤单;寂寥,但不寂寞;感慨,但不感伤。诗和远方。妙不可言!

国人对于“新马泰”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有的旅行社都少不了大打“新马泰”旅游的广告,我一直好奇为何常常把这三个国家放在一起,究其原因,签证方便是一方面,联程机票也是相对来说便宜到让人心动,澳门飞吉隆坡,吉隆坡飞普吉,普吉飞新加坡,新加坡飞广州,四程航班加起来票价刚刚1000出头,况且只是提前两周定的,还恰好是五一假期,果断背上包就出发了,旅程很长,讲几个经历的小故事以及思考。

1950年代的南洋,正逢新马独立运动与东南亚冷战的关键时刻,报业与文坛成了各种意识形态角逐的重要场域。刘以鬯拥有“报人”“作家”双重身份,其南洋书写,不但能让我们了解一位来自上海的南来文人如何参与五十年代末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化运动,同时也展现了由故国情怀与旅居经历交织而成的摩登南洋图景。

第二天晚间在首都大厦广场主舞台对谈,和《联合早报》一个模样俊俏的小伙子对谈村上文学。满座,提问争先恐后。结束后,两个更俊俏的男孩和一个女孩上台要求合影。问之,从吾国来读初中的。一看就知聪明得不得了。第三天同新加坡文艺界座谈。一位老先生谈及中国大陆时,竟一时语塞,悄悄抹了一把眼泪,令人动容。第四天上午轮到我在华族文化中心表演厅演讲,讲“文学与文学翻译的可能性”。“互动”过后,一位女孩走来告诉我和我同乡,一个县的!来新加坡读完大学,留下工作了。他乡遇故知,四喜得一!

东南亚华人

早在1948年,刘以鬯就已产生面向海外华人读者群的愿景。他离开上海到香港闯荡,原先希望延续其怀正文化社的理想,发展以海外华人为对象的出版生意,但后来因资源问题作罢,随即加入了《香港时报》《星岛晚报》等报纸的编辑行列。

转眼回国几个月了,不时回想新加坡之旅,回想出租车司机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回想老华侨的眼泪……

第一站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来之前,我对马来西亚所知甚少,在机场大巴上认识了一位马来西亚的商人,因外形相似,他自称大马曾志伟,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大马的故事,这也是我第一次深度接触到东南亚华人群体,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中文讲得十分流利,他告诉我说,马来西亚的华人孩子一定要学华语、马来语、英语,基本上都能熟练掌握三种以上的语言。

1952年,刘以鬯接受刘益之的邀请,来到新加坡担任《益世报》的副刊主编。《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纸,是当时的四大报刊之一。新加坡《益世报》的创刊不但得到于斌主教的支持,还成功聘请到当时香港报界的“五虎将”——刘以鬯、刘文渠、张冰之、钟文苓、赵世洵——前往当地办报。不过,纵使创刊时声势浩大,该报后来却因为资金与管理问题在四个月后迅速倒闭。《益世报》的昙花一现似乎预示了刘以鬯南洋事业的坎坷。

但是在我的认知里,在美国的海外华人二代三代大多已经逐渐抛弃中文,文化上偏向欧美,成了名副其实的“香蕉人”,而马来西亚的华人出租车司机虽然都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来自广东还是福建,但并不妨碍他的华语讲得十分标准,固然有历史上的原因,东南亚华人时间更长,但东南亚华人的民族的认同感比起美国华人则要强得多,究其原因,大抵是身份的不同,东南亚华人商人居多,虽然被排斥在政治权力场外,却能显著地掌控所在国的经济命脉,即使不是主流民族,但华人地位极高,菲律宾的前十首富里有七个都是华人,而美国华人早期多为劳工,华裔身份在美国有可能遇到隐性歧视,年轻人更渴望融入美国人群中。

四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报业兴盛,需要大量有经验的报人主持大局,因此吸引了许多文人南下。但由于行内竞争激烈,加上后来新马政府着力打压黄色与政治立场偏激的新闻内容,许多报纸的寿命也十分短暂。《益世报》倒闭后,刘以鬯曾出任马来亚吉隆坡《联邦日报》的总编辑,但该报也在几个月后停刊。不久,他又回到新加坡加入《中兴日报》。其后,刘以鬯辗转于不同的新马报刊如《新力报》《钢报》《狮报》《铁报》《锋报》担任总编辑或主笔,不过这些小报常常面临资源不足或销路不佳的问题,而他在各报的任职时间也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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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刘以鬯早期在重庆与香港的办报经验,他在新马的事业可谓不尽顺心。然而,尽管南洋报业沉浮郁郁不得志,刘以鬯的南洋编报经历却给予了他深入了解五十年代新马文学与社会的契机。这,成为了他小说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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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新马时,刘以鬯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除了参与当地的文学活动鼓励年轻作家外,他也经常以“刘以鬯”“令狐冷”“葛里哥”等笔名在南洋报纸的副刊发表作品:不论是《南方晚报》,《益世报》的《语林》与《别墅》,还是《新力报·新草》《锋报·芒刺》《铁报·副叶》,都有他活跃的身影。刘以鬯旅居新马期间正式出版的小说有三部:《第二春》《龙女》《雪晴》,但它们皆非以南洋为背景。他另外两部关于南洋的中篇小说《星嘉坡故事》《蕉风椰雨》则应该是在回港后完成的作品——首先刊登于有美国驻港总领馆新闻处背景的香港虹霓出版社发行的小说杂志《小说报》,后来才由香港鼎足出版社出了单行本》,第五章“译书计划下的‘共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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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1957年返回港后仍继续为新加坡的副刊供稿。1958年至1959年期间,他应《南洋商报》总编辑李微尘之邀,写了一系列南洋色彩丰富的短篇小说,发表于该报副刊《商余》。这些小说经由刘以鬯太太罗佩云女士的整理后,收录于2010年香港获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热带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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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作家马汉回忆起刘以鬯五十年代刊登在《南洋商报》的短篇小说时表示:刘以鬯之所以能够成功吸引读者,主要是因为他晓得如何准确使用当地的语言与读者熟悉的主题,反映马来亚人民的生活,这构成了其小说的“南洋色彩”,第8页)。虽然这些作品主要刊登在面向南洋大众读者的副刊,或许会被视为具有商业考量的“娱人”作品,但我们也应该从战后新马华文文学本土化的脉络,考虑其中“南洋色彩”的经营。

via:人人视频

二战结束以后,新马的华族社群逐渐把居住地视为家乡,自五十年代中期,新加坡与马来亚政府也开始与英殖民政府展开 “默迪卡”谈判。1957年,新加坡与英国政府达成了允许新加坡成为自治邦的协议,而马来亚联合邦也在同年成功正式脱离英国独立。为配合五十年代末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新马文坛的作品逐渐从面向中国的“侨民文艺”,转型为着眼本土的“马来亚华文文学”。

想到我在读书时,遇到了马来西亚的留学生,我往往会多嘴一句“你的中文讲得真好”,现在我终于能理解,对于他们来说,华人讲华语,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我却大惊小怪,未免有些可笑。

与此同时,新马也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下。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当局为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颁布了不同法令。像1958年的禁书令就造成了新马市面上中文读物严重短缺,促使当地书商必须另辟中国以外的货源,并且自行为新马读者出版书籍,而这也间接造就了新马与香港文化界、出版业之间的紧密关系。面对中文读物短缺,政府呼吁本地作者放眼本土,配合自治与独立建国的趋势,努力生产属于马来亚人的马来亚文学,以建立起马来亚族群想象的共同体。对当时的执政者而言,培养马来亚华人的国家认同尤其重要,这将有助于减少华人族群认同祖国——中国的意愿,防止共产主义的渗入与传播。

印度飞饼不会飞

这股本土化趋势当然不限于文学。南洋市场的三大电影巨头邵氏兄弟、光艺、国泰电懋也在这一时期积极筹拍有关新马题材的电影,迎合当地观众的口味。值得注意的是,刘以鬯的短篇“电影小说”《热带风雨》便刊登于邵氏杂志《南国电影》的文学栏目。这是一个凄美的异族恋爱故事,主人公分别是来自新加坡的华族城市少年“我”与马来少女苏里玛。小说的场景被设立在远离新加坡都市的马来亚“甘榜”,全篇亦包含了对于马来婚礼传统、马来舞蹈音乐、回教习俗、娘惹生活习惯,以及南洋独特建筑如“奎笼”的类似民族志的详细描写,叙事的手法极具电影画面感。

正值吉隆坡雨季,堵塞的交通和糟糕的天气,从机场到市区的路足足走了3个小时,到了茨厂街转了转,吃了李霖泰菜市场门口的curry laksa和asam laksa,马来语laksa,可以理解为米粉,融合了中国素材的内敛和马来料理的奔放,被誉为马来西亚美食三宝,一问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推车面店,已经做了足足有50年,50年来就做这一件事,做laksa。

类似《热带风雨》中的异族恋爱,是刘以鬯南洋小说经常出现的主题。五十年代,许多新马作家开始通过异族恋爱或异族友谊的故事,探讨当地华族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以表示对各族齐心建设多元文化的独立马来亚的憧憬。不过,刘以鬯创作此类小说,似乎更有意探索新马华人社群通过异族婚恋落地生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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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过番”的华人以男性居多,刘以鬯或许是为了呼应这段新马华人社群的集体记忆,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人物即是漂泊在南洋的离散华族男性:像是以自身经验为原型的苦闷南来文人、南下谋生的“新客”,或是常年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男性。这些男子经常与当地的马来女性谱出恋曲,后者往往被刻画为沉默被动的“他者”。

在吉隆坡我们住在朋友家,四年未见的朋友现在在大马做通信,住在subang jaya,给我们提供了地板以助穷游,等待期间,我们去吃了大马另一种外来文化的美食——正宗印度餐,最让我期待的便是prata,国内对于这种食物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印度飞饼”,真正的prata是不飞的,更偏向于烙饼,蘸着咖喱,吃印度餐,一定要挑印度人多的地方坐,把手伸到咖喱汤里,再送进嘴,这才是真真的印度体验。

例如《巴生河边》,虽然讲述的是马来少女莎乐玛在巴生河边耐心等候华族男友郑亚瓜归来的恋爱故事,但整篇小说却以郑亚瓜与顺风车司机间的对话为叙事结构,读者仅能从对话中拼凑出莎乐玛的形象,想象郑亚瓜口中的莎乐玛那单纯与沉默的性格。直到结尾,莎乐玛才出场,但读者也只能通过两个男人的视角,遥望静静伫立在巴生河边的莎乐玛和她怀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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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刘以鬯异族婚恋小说中这些穿着传统服饰甲峇耶或爪哇沙笼的马来女性,不仅仅是“南洋色彩”的载体,她们在固定地点守候、等待男人归来的身体,也给予了这些漂泊南洋的华族男性建立家庭、落地生根的可能性。进一步推论,我们或许也能把刘以鬯南洋小说中的异族恋爱,视为这一时期马来亚文学建构主体性与本土性的隐喻。小说里的马来女性形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南来文人东方主义式的南洋想象,却也呈现出马来亚文学本土性,与新马华人的离散经验、性别政治、文化认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珊瑚岛上的派对狂欢

甚者,如是女性形象,还关涉刘以鬯对于上海新感觉派小说叙事策略的继承与改写。新感觉派小说擅以男女关系反映社会化历史经验,即利用行踪捉摸不定、喜爱速度的摩登女性身体,象征三十年代的现代都市——上海对男主角的诱惑与疏离。刘以鬯的南洋小说倒转了这一性别权力关系:在其时“南洋侨民”向“马来亚国民”身份转型的社会现实下,刘氏以位置固定的马来女性身体,意指漂泊南洋的男性主角落地生根的希冀,协助读者树立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这次选择普吉,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来参加携程组织的草鸡蛋派对,这是一个在普吉珊瑚岛上组织的狂欢party,可以体验到超多的泰国本土活动,人妖秀、泰拳、泰国料理、火舞,音乐,还有各种不间断的真人游戏。

也斯说,刘以鬯早年的上海洋场经验,使他比别的南来作家更晓得如何在作品中把握都市脉搏。刘以鬯本人亦曾以早期作品《露薏莎》为例,坦言自己受了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影响,喜欢大城市人的生活。或许,南下以后的刘以鬯就如同《对倒》里的淳于白,“将回忆当作燃料”推动自己的生命力,他小说的都市描写所散发的浓郁 “上海” 摩登气息,仿佛是对故国回忆的文学投射与想象延伸。刊于《南洋商报》的短篇小说《丝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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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常常见到丝丝。在武吉智马的马场,她挽着一个红毛老头的手臂。在快乐舞厅的舞池中,她同一个印度年轻人跳森巴。在莱佛士酒店的餐室内,她与一个马来商人同席对杯。在水仙门的服装公司门口,她独自一个人看橱窗。在厦门街的街边,她有说有笑的吃虾面。

下午和朋友一行从酒店出来,跟着派对的包车一起去到码头,乘坐快艇上岛,珊瑚岛因丰富的珊瑚群生态而得名,小岛的周围环绕着各种色彩缤纷的珊瑚礁,是来普吉不可错过的小众海岛,还没入夜时,你可以戴着潜镜下水,或者挑一杯鸡尾酒,躺在沙滩的躺椅上静静地享受落日。

刘以鬯的笔锋,宛若电影镜头,透过男主角的凝视,捕捉摩登女郎丝丝的行踪。新加坡都市场景的切换,仿佛蒙太奇,暗示了紧凑的现代都市步伐。小说中的摩登女郎,亦如新感觉派小说摩登女郎的副本,呈现为歌台红星、上班族、舞女的不同形象,偕同不同族裔的男人,游走在歌台、酒吧、酒店、咖啡室、百货公司、电影院、赛马场、舞厅等娱乐空间。她们不仅是男主角凝视的对象,也是展现南洋都市现代性、消费娱乐、多元文化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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