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不叫吃柿子,让母亲生命最后时光

故乡祖屋后院一片林子里有两棵老柿子树,每到秋天,一树树斑斓的柿叶,在风中呢喃,恣意摇曳,很是养眼。那些熟透了的柿子,一个个红彤彤如大红灯笼满树满枝挂着的时候,也是母亲最为开心的时节。母亲常将熟透的柿子摘下赠与左邻右舍分享,慷慨的幸福和分享的喜悦写满母亲和善的面庞。2016年回老家,我和哥哥、姐姐到祖屋看了看,老柿子树仍硬朗健在,只是当年喜爱它们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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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平安夜的早晨,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姐姐们才贴在母亲耳边大声告诉她得的是什么病,老人听后顿时一脸释然。从不抽烟、偶尔喝点小酒、生活极有规律的母亲得的竟是肺癌。这让我们多少有点意外也于心不甘,其后虽多方求医,无奈回天乏术。我们兄弟姊妹商量决定:保守治疗,不手术,不放疗、不化疗,让母亲生命最后时光,享有该有的尊严和质量。

文/阿关

外公外婆于八十岁

母亲是坚强的。兄妹八个,母亲排行老三,是家中独女,外公外婆视若掌上明珠,以至怕私塾先生责罚,竟连书也没让她读——这是一生要强的母亲对外公外婆惟一的埋怨。自打17岁走进任家,母亲便告别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奶奶过世得早,她早早挑起“长嫂如母”的重担,起早摸黑,忙里忙外,出庭堂,下厨房,将爷爷、父亲和两个叔叔四个老少爷们的饮食起居料理得利利落落。日常缝洗浆晒操劳之余,还帮着耕地种菜,养鸡养鸭。原本暮气沉沉的家,硬是让母亲操持得风生水起,直帮到两个叔叔相继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赢得了乡邻们的一致夸赞。

小区东边的过巷里有棵柿子树,深秋季节,红红的柿子像小灯笼一样挂满了枝头,每次路过,总禁不住多看几眼。

一    初长成,结夫妇

母亲的吃苦耐劳和能干,在远近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随着我们五个孩子的相继降生,头顶“光荣妈妈”花环的母亲,又一头扎进新一轮操劳与辛苦之中。父亲长年工作忙,少有精力顾到家里,养育我们的任务自然落在母亲的肩上。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一家老小在吃糠咽菜中度日,母亲宁愿自己喝凉水,从牙缝里省下点点滴滴,也从不在家人面前叫苦喊怨。同样度日如年的外婆,多次捎话让母亲带孩子们回娘家过一段时间。倔犟的母亲不肯,发誓一家老小“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拗不过母亲的执拗,外婆只好让大舅不时匀些粗粮送来接济青黄不接的家。此后,日子虽稍稍好过些,母亲仍时常在劳作之余,锄拾田埂地头的爬根草,还会到别人收割过的田地里捡拾谷穗衰草,翻寻田垄里落下的山芋、土豆等聊补家用。在越堆越高的柴火堆面前,母亲的身板变得越来越瘦小。母亲在灶膛里、暖火盆中点燃的柴火,成了那个年代一家老小可以紧紧依偎的温暖臂膀。母亲用她乐观向上的精神,带领我们家度过了一个个困苦日子,而那些支离破碎的日子却因了母亲的勤劳、坚韧显得格外幸福、明亮。

我老家院子的里也有这么一棵柿子树,颇为想念。

我的外公外婆于1928年先后出生于同一个江南古镇,一个是镇长家的少爷,一个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的千金,两人从小在家人的教导下学习文化,耳濡目染行事规矩,齐齐长成俊男美女。

我在母亲临终前的那年深秋回去陪过老人一段短暂时光。很少回忆过去的母亲,跟我唠叨起了陈年往事,忙过年是她多次提及的。腊月,酿米酒、蒸糯米、做炒米糖、磨豆腐、掸尘迎新等等,是母亲一年中最忙碌也是最快乐的。家乡年俗,孩子们大年初一早晨要着新衣穿新鞋过新年。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五个孩子的新鞋、新衣上身谈何容易。母亲的女红在家乡是出了名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时装设计师。为了过年,母亲从夏天便开始忙了——先是将各方搜讨来的碎衣零布用糨糊粘起来,反复晒干后,依各人脚型裁剪成相应鞋样,再用闲暇时间,纳成一个个厚实温暖的鞋底。无数个夜晚,豆黄青灯下,母亲穿针引线的情景历历在目。她做的鞋常被左邻右舍的姑嫂姨婶们当作模板。我排行老幺,我的新鞋或新衣,母亲也往往是在年夜饭后才会缝完最后一针。心灵手巧的母亲为了让新衣看起来挺括,会烧上一大壶滚烫的开水,倒入平底搪瓷碗中,将新衣衫一一熨平整好,显得格外不同。守岁之后,她还会在早已进入梦乡的儿女的枕头底下放上几张崭新角钞——我们心仪已久的压岁钱。初一大清早,放好开门炮仗,母亲便将卤好的五香茶叶蛋一碗碗分好,让我们趁热给左邻右舍送去拜年。病中的母亲回忆起那个物质匮乏却情意满满的年月,满是皱纹的脸上会漾起难得的笑容。

父亲讲,柿子树是从老家的老家——朱庄移到院子里的,一直不怎么旺盛,树龄比我的岁数都大,也没见它长多少,二三十年了,树干还没有碗口粗,但每到秋季,柿子却总是能挂满枝头,甚至坠断它那纤细的树枝。不得已,父亲就在刚挂果的时候修剪一下,每个枝头只留上那么几个,优选的结果就是柿子长的非常大,有的像拳头一样,成熟的时候,红红的挂着,煞是好看。不能等到熟透就要摘下来,因为红红的柿子会引来各种小鸟的啄食。母亲总是在柿子还没有完全熟透的时候就摘下来,放在小缸里,里面再放上一个苹果,没几天柿子就会变得软软的。这时候就可以吃了,撕开薄如蝉翼一般红色的表皮,轻轻地吸上一口,凉凉的,甜甜的,里面软软的籽嚼起来嘎吱嘎吱的,那味道沁入心脾,那感觉最是惬意。老家不叫吃柿子,都叫喝柿子就是这个原因。

外公相貌端正,身高一米八多,是家中惟一的儿子。年少时,在富养严教中滋养成长。父亲为镇长兼首创的私立学校校长,伯父叔叔更是就职于更高的政府职能部门,所以当他穿梭于热闹的街巷时,迎面而来的都是他人羡慕尊重的目光,好不自信。

上个世纪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盛行的年代,身为公社领导的父亲,面对上级来人或下级来访,只要到了吃饭点,便常在家里茶饭待之。即便是粗茶淡饭,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负担。为此,母亲想方设法节衣缩食、开荒种地,贴补家用。房前屋后的河塘、竹林成了母亲的家畜饲养场;驻地附近一片撂荒地,也被母亲改造成菜地,起早贪黑种上各种瓜果蔬菜。由于经常来人吃饭,计划配给的粮食难以维持,我们便时常依赖母亲种做的山芋干、南瓜饭、黍米汤圆果腹。物质供应匮乏的年代,如今看似“田园”、“绿色”,其时无异于煎熬般的存在。父亲的好客与大方,母亲私下也偶有怨言,但从不挂在脸上,她以自己的聪明和热情,尽情招待来客。频繁的接待让父亲单位里的同志过意不去,戏称我们家是“人民公社小食堂”之余,多次提出要给一点粮票和钱款补贴,但总被母亲以“吃好吃孬别嫌怪,公家的便宜不能占”婉言谢绝。母亲的任劳任怨、好客和能干为她赢得了“阿庆嫂”的美誉,在当时,这可是对能干家庭主妇的最好夸赞。

柿子树的树干是直的,树头却是歪的,母亲从来不叫它柿子树,都是以歪脖子树称呼。母亲把它当成晾晒衣物的柱子,一根铁丝栓了很多年,树皮都已经把铁丝包裹进去了。我几次要把铁丝去掉,母亲总是不同意,因为去掉了铁丝每次晾晒都要拴绳子,麻烦了点。

外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明亮的眼眸直到五十岁还那么黑闪发亮。六岁时曾随母亲到上海,在父亲身边生活半年。她勤奋好学,在大多数女孩子都目不识丁的年代,竟然考上了杭州丝绸工业学院。可是因日本人入侵,学校不得不临时解散。待后来学校再寄来入学通知书时,其母亲舍不得女儿远走,偷偷将通知书藏了起来,等外婆结婚生子后才对其告知。对好读书的外婆来说,这意味着她从此将与学业无缘,着实是不小的打击。后来外婆每每看到电视屏幕中的日本太阳旗,都表示十分痛恨。

母亲对我们几个儿女要求也是宽严有度。没读过书的母亲对我们读书方面提出的要求,总是尽可能满足,别的则是能省则省。至今清楚记得,小时候,光连环画就给我买了百多本,但我年少时走亲戚穿的外套有时还是向邻居家借的。大哥上高中时,社会上流行海魂衫,爱美心切的大哥写信央求在省城工作的小舅给买了一件。收到衣服后,大哥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但只敢在学校里显摆,从不敢在家里穿。纸终包不住火,不久这事不知怎么被父母亲知道了,气得父亲拿着竹扫帚要狠揍大哥,被母亲拦下。母亲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数落,让还想争辩一番的哥哥彻底没了脾气——彼时小舅刚工作不久,且正和女友谈婚论嫁,手头之紧可想而知。此事最后以大哥海魂衫被没收,每月的饭钱被酌扣至还完购衣款而告结束。

我对这棵柿子树是有感情的,三十多年前它和我一起到了这个家。父亲说,是爷爷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到老家朱庄移植来的,移来的时候树干也就刚有擀面杖粗细。于是,我和这个柿子树就同生同长,我长大了,成家立业,它也长大了,结满了果实。我长大了,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柿子树。

镇上第一家的儿子,当然要娶德才兼备的女子为妻。而年少时的外婆是很多青年男子梦寐以求的窈窕淑女,很多人为了看她一眼故意多次从她家门前经过。外公凭强大的家庭背景和良好教养的个人魅力,使梦达成。外公外婆结婚时相当隆重,据说那张婚床是镇上第一豪华的床。外婆才貌双全,夫家也算书香门第,在外人看来这是门多么美满的婚姻。

每年暑假,雷打不动要我们回乡下舅舅和叔叔家,帮助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是当时家里惯例。母亲这么做,一是希望我们不要忘本,吃得起苦,经得起累;二是让我们在劳动中增强生活本领,经风雨见世面。所以,每每听到乡亲们夸赞我的哥哥姐姐们干得一手好农活,母亲很以此为骄傲。清白做人,踏实做事,更是父母亲营造的不变家规。父亲后来调到区里和县上工作后,仍常有人来看望,来人少不了带些土特产,基本都被母亲挡在了门外。“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是母亲常唠叨的一句话——这么做不是不尽人情,主要是大家的日子过得都紧巴,不能再给人家添负担;至于那些上门求父亲办事帮忙的就更不能收,“不收,你父亲能帮的帮,帮不了的也没负担。”母亲用自己朴素的言行时刻教育影响着我们,也为父亲一生清廉工作把好了妥妥的“家庭关”。及至后来我们兄弟姐妹相继走上不同工作岗位,母亲每见到我们,总不忘反复叮嘱几句,要求我们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做个能安安稳稳睡觉的人。

我没有见过爷爷,确切地说,我见过,但真心不记得,因为他在我不满周岁就去世了。家里甚至都没有他的一张相片,我专门问过母亲,母亲也说不上来,怎么回事,也许是爷爷都把钱换了酒了,没有钱照相。母亲是对爷爷颇有怨言,因为父亲后来也成为了酒鬼。母亲说是受到了爷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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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天,我又回到故乡。再次站在老柿子树下,看到老柿子树上片片斑斓的树叶在秋风暖阳中缓缓凝固,欢舞飘落,我像看到母亲因为游子的归来,借助风的手不停地在我的脸庞上亲吻抚动。那些在风的琴声中低吟浅唱,缓缓移动着舞步的落叶,正静静地诉说着自己一生的美丽。斑斓的落叶没有哀愁,她懂得如何在秋风中欣赏自己,抚慰儿女:一朵红晕,一声感叹,一份誓言,一片深情,一生挚爱。那是风中的母亲写给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诗。

爷爷是个好酒的人,我不喜欢用酒鬼称呼我这个没有印象的爷爷。据说,他在翻地的时候,会把酒瓶放在田地的另外一头,干活干到头了就喝上那么一口继续干,转回头干到头了,再继续喝上一口,周而复始,爷爷干活的效率是很高的。还有那么一次,母亲蒸馒头,爷爷烧灶头,烧着烧着人就不见了,跑去喝酒去了,喝上几口再回来继续烧,母亲说,她算了一下,蒸一锅馒头,爷爷跑去喝了十七次。我觉得母亲夸张了点,爷爷就那么好酒,一顿饭的功夫都耽误不得要跑去喝上十七次?不过,爷爷好酒到是真的,这点从大哥那里也能得到印证。我们家孩子多,大哥很小就出去做工了,挣点工分补贴家用,爷爷就让大哥把工分拿去换酒喝,被母亲给批评了很多次。大哥对爷爷领大的,和爷爷一个屋,夏天给爷爷扇扇子,冬天就给爷爷暖脚,他们爷孙俩的关系非常好。大哥告诉我说,他小时候经常偷偷地从母亲那里取些值钱的东西,给爷爷换酒喝,奇怪的是从来没有挨过打。我想,其实母亲是知道的,不忍心责备这一个孝心盈盈的孙子和一个贪酒的老人罢了。

校长是外公的父亲

爷爷于我还是非常好的,虽然我记不住他的音容笑貌了。母亲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三个男孩了,不想再添丁加口了,就准备把我送人。要领养我的那家人都已经到家里来抱我了,爷爷舍不得了,死命地拦着我的父母,最终把我给留了下来,还特意到老家的祠堂前移至了一棵柿子树过来,说是陪着老幺一起长,说是柿子树事事如意,老幺的一定能没病没灾地长大。

外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外公,是乡绅,在民国时期,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做了许多好事,如兴资办学,让很多平民子弟上学识字。

托爷爷的福,我很健康地长到了七岁多,快到八岁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很严重的脑膜炎差点夺取了我生命。诡异的是,在我生病的不久前,家里翻修房屋,把柿子树从东屋门前移栽到了堂屋的南窗下,蔫蔫的,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生气。后来,父亲专门去请教了一个果木专家,它又缓了过来。

太外公对于儿女的教育,那更是重视。后来外公的妹妹也是考学到外,在国家号召知识青年支援边疆的热潮中登上了去宁夏银川的列车。

人挪活,树挪死,上百年老院子里的土地本就板结如石,树很难栽活,加之又移栽了两次,柿子树一直不是非常的旺盛,但却倔强地生长着。父亲健在的时候,老家的院子有时还会热闹一下,逢年过节兄弟几个回家,父亲就会在柿子树下煮柿叶子茶给大家喝,配上他亲手制作的柿饼当点心,看着儿女们喝着有些苦涩,有些甜味,有些清香的柿子茶,吃着金黄软绵、甜而不腻、芳香扑鼻的柿饼,父亲像年轻了几岁一样开心。儿女们像鸟儿一样长大都飞了出去,偶尔的回家是父亲最最期待的事情,我们几个儿女确定时间回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会开始准备吃食。我们叽叽喳喳地给父亲汇报,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又取得了什么成绩,父亲总是微笑着点点头,很少发表意见,尤其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更是如此。

外公和外婆,在结婚的头两年,过着富足安定的少爷少奶奶生活。大舅周岁时,也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他们以为,这样幸福甜美的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

上大学后,我就很少回家了。特别是参加工作远在千里之外,一年能回去两次就算多的了。

二     时势变,受苦难

老家不叫吃柿子,让母亲生命最后时光。那棵柿子树依然那样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十多年前,父亲走了,母亲跟着我们几个兄弟安度晚年,院子就空了下来,日渐荒芜。开始几年,在老家居住的嫂子偶然还会去院子里看看,除除草,柿子熟了就摘下来。后来,实在太荒凉了,除了摘柿子,院子里基本上没有人去了。柿子树没有了父亲的修剪,枝头挂的果子太多,又回到了刚开始的时候,风雨的洗礼下,纤细的树枝被长大的柿子坠断。有一年,嫂子有事情,柿子熟透了也没有去摘,便宜了许多的鸟儿吃了个够。更多的是掉落在地上慢慢地腐烂掉,成为野草的肥料。

不久,社会上掀起了政治运动,小小的古镇也被时代洪流所裹挟。外公的父亲很快遭了殃,部分房子被分给他人,家道也就此中落。

去年国庆的时候,我回去了一趟。院子里满是荒草,有的都有膝盖那么深。一切都显得那么衰败,除了那棵歪脖子的柿子树,它依然努力地昂首挺胸,枝头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有大有小,可以想像到春夏之际,它会多么枝繁叶茂,像个壮士,栉风沐雨,守卫着故园。沿着青砖铺就的小路,我走近了柿子树,树下还有当年父亲煮茶时垫在地上的大石板。一阵风吹过,柿子红红地挂在枝头,随风微动,就像我思念家乡的心一样,微微地晃动。干枯的树叶、野草沙沙作响,我甚至依稀听到父亲在低语,一家人团聚的情形就在眼前。

好在镇上人大多良善,曾有人在面对别人来叫他去批斗我外公家时直接说:“我很小时候,校长就来一次次叫我去上学了,我怎么能去斗他们?”所以,外公一家倒也没受到来自乡人太过野蛮的对待。只是一些特定时代组织上的清算,让外公在八十多高龄回想起来时,仍老泪纵横,说他父亲这么好的人怎么可以受到这么不公正的对待?

老家的柿子树啊,甚是想念。

外公被人教育,接受各种约束。外婆为了给家里贴补家用,甚至给别人洗月子里的衣物。

五个儿女,需要穿衣吃饭,原来的少爷千金,不得不做起比佣人还要艰苦得多的劳务。

尽管这般艰苦也还没有受完磨难。家里缺少吃的,母亲又挑食,常常几天只吃一点东西,外婆只好把我妈妈送到我生活宽裕又不会生育的奶奶家当养女,哪里想到我奶奶性格强悍,让妈妈也受了不少委屈。

想当年,有一些穷人家里缺少粮食,常到我外公家厨房米缸偷米。善良的太外婆----外公的妈妈,常常在别人来偷米时故意避开,以便让他不尴尬地把米偷去。

当年助人善施,如今却连自己的儿女都要挨饿,外公外婆当时心里的落差和痛,一般人无法体会。

因为家庭成份不好,他们的儿女注定不能上中学,连出外都要向相关部门打报告。外婆只好把我14岁的小阿姨,送到在银川的外公的妹妹身边。从此以后,只能几年见一面。

又因为当时的大姨夫不仅人高马大,而且家里屋舍尚可,田地肥沃,外婆硬是劝我大姨心不甘情不愿地嫁了过去,造成了她后半辈子丈夫因相谈不欢离她而去的悲剧生活。

想当年太外公办学为民,几次三番到处叫别人家的子弟来上学,如今竟连自己的子孙也不能正常升学,多么无奈!无奈背后,是害了整整一代人。

富养长大起来的外公,肩负起了靠力气养家的艰苦任务。总是早出晚归,在田间山野劳作,回来时,早就没了精神,一脸木讷冷淡。母亲现在也常讲起当年的外公,是怎样让人不敢亲近。

外婆操持家务,帮人洗衣赚钱,省吃俭用,总算艰苦地把日子维持了下去。

然而就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即使有时都快揭不开锅了,外婆把粥盛起来时,还是坚持把第一碗端给外公的妈妈。

有教养的家庭养育起来的儿女,有很多规矩不会因为时局和生活的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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