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四愁诗》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佳人贻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鱼。海广无舟怅劳劬,寄言飞龙天马驹。

《四愁诗》

东汉:张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怏。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叶先生说:中国文学史上有三个天才,张衡便是一个,还有一个曹丕,王国维。

《拟四愁诗》第一节:

整首诗结合了楚歌的形式和五言诗的节奏,所以正是从楚歌过渡到七言的一个桥梁。这就是《四愁诗》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和意义的所在。

我所思兮在营州,欲往从之路阻修。登崖远望涕泗流,我之怀矣心伤忧。佳人遗我绿绮琴,何以赠之双南金。愿因流波超重深,终然莫致增永吟。

张衡的天才在于,创造出了七言诗,他的诗通有新旧结合的特色。在他的《四愁诗》中,每首的每一句都是楚歌式的句子;后面的句子刚隐含有五言诗“二、三”的节奏;同时重章叠句(每句只换几个字)又是《诗经》的办法。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提起张衡,我们想到的是他是个科学家,发现了地动仪和浑天仪。实际上张衡不但是个科学家,同时也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文学天才,他使得诗歌有了向七言诗发展的可能。

张载所作的更大改造,是对方位次序的移动。无论张衡还是傅玄,基本都依照“东-南-西-北”来逐次展开诗作与情怀的,抒情主人公居中。这是一种潜意识自然流动出的效果,和晨夕交替、日月星辰的轮转是一致的, 《楚辞》或阴阳五行学说也是这样。但张载的次序,则是“南-北-西-东”:南面是君位,西向是主人;“南北”、“西东”各自成对。他试图用人为规训来取代自然给人的直观经验。玩设定是西晋文坛重视的课题,能否玩得好,则因人而异。

基本回到了张衡的篇幅,但舍弃了“何”字开头的叠叹。显然,在张载看来,张衡占据了先手的便利,类似隔句头韵的做法,旁人已经玩不出他五指山。于是张载自己另起炉灶,不以“何为”反问收束。与此类似,他在“登崖远望涕泗流”后面加上一句,表意是注解,而在形式上,取消了张衡原作和傅玄拟作都存在的单数句小节,增了对称,减了跌宕。

《四愁诗》第一节:

傅玄对“大”的执着,还表现在四方之极的选择上。

傅玄的四方:瀛洲、珠崖、昆山、朔方。瀛洲和珠崖是海岛,一个神话,一个真实;昆山和朔方是内陆,一个神话,一个真实。水和陆,虚和实,构成更为复杂的错综。这四个地点,以洛阳为参考坐标,全部都比张衡选择的要更向外推扩。这也就是傅玄追求的“大”。

两首传下来的《拟四愁诗》,都是西晋作品。其一来自傅玄,其二来自张载。以此为切入点,我们既可以窥见西晋文学的一个侧面,也能进一步确认张衡原作“科学家写诗”的高妙。

两位诗人都想冲出张衡留给他们的影响。当他们努力调整、缩放自己笔下“四极”圈定的范围时,那曾自由飞翔在地图上的灵性,却不知不觉地远去了。张载之后,“四愁诗”想再通过调整方位次序出新,也已很难。而说到这类作品,后世第一时间仍然想起张衡:那四方,原本也是东汉人眼中四时的象征,缠缠绵绵,无尽无绝。

傅玄《拟四愁诗》小序说:“昔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聊拟而作之,名曰拟四愁诗。”他对张衡 《四愁诗》的个人评价是 “体小而俗”,那么什么是他理解的大而不俗呢?为了直观表现,我们可以截两首诗的第一节来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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